中国哲学史专家石峻先生传略(3)

　　石峻先生十分重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是新中国学术界讲授中国近代哲学的第一人。50年代初执教北大期间，石先生曾负责组织编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主编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又陆续发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论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思想》、《纪念爱国知识分子章太炎逝世二十周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洪秀全的最重要的著作》、《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开展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胡适评传》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晚年发起成立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主编大型丛书《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的开展。

　　石先生认为，过去讲中国哲学，只讲到近代以前，甚至有人只讲到王阳明，这是割断历史，应该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石先生说，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就是研究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的哲学发展历程。具体地说，就是对于中国在近现代如何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何不断失败，又如何最终走向胜利等进行理论的概括。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各阶级几乎都作了充分的表演，不同的阶级以至同一阶级的不同派别，其表现也前后相异。因而形成了各种哲学思潮兴起交替、急速变化的情况。最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战胜了各种哲学思潮，把中国社会引向了社会主义。

　　石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具有开拓之功。其之所以倡导并率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乃是由于在他看来，中国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发展而来的，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基础，是从近现代的历史中沿变过来的。脱离了这个基础，就容易割断历史，忽视中国国情，就容易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现代是古代的继续，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也是未来发展的起点。所以，只有深入地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才能明确古代的哪些东西需要批判，哪些东西需要继承，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哲学。石先生常说：“最好有人注意研究我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在近现代的反应，它们是如何被改造来加以应用的，这对于进一步阐明我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规律，肯定是会大有帮助的。”石先生的这一建议是很富启发意义的，对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开拓者，石先生在该领域的诸多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兹举他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的实用主义的研究为例：石先生认为，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它之所以产生在美国以及暂时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于它能满足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但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这种从外国进口的实用主义也能流行一时，并在学术思想界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实在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社会原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开始出现。他们生活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夹缝之中，十分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以适应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国的实用主义不尚空谈理论，提倡探讨“如何应付现状”，注重实际行动，强调发展自我，反对封建礼教，正好可以暂时满足资产阶级的精神需要。因此，在“五四”时期能够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同时，当时的中国社会贫弱落后，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知识。中国的实用主义者比较注意物质文明，特别强调现代科学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就历史的发展而言，这些思想的传播是不无积极意义的。因此，不可把中国的实用主义与主要是用来应付工人阶级反抗的美国的实用主义简单地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实用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如他们一贯轻视哲学根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认为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路线斗争，是早已过时的一种“玄学”（形而上学）；他们只承认实用科学及有关具体方法的应用，不承认有反映客观事物的客观真理；他们认为一切学说真实与否，完全看它实用上的效果而定，只要事实上有方便，就是好的等等，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尖锐对立的，必须予以彻底批判。应该说，石先生的这些观点和看法，至今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

　　学贯中西印  探索中国哲学的世界化

　　石先生的导师汤用彤先生是学贯中西印的哲学大师，受其影响，石先生也十分注意研究中西印哲学的会通问题。石先生学习过英、德、俄、梵四种文字，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的造诣极深，直到晚年还能用英文大段背诵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中的主要篇章。

　　石先生认为，会通中西印哲学，不仅在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哲学，还在于向世界介绍中国哲学。早在40年代之初，他就撰有《读近译〈道德经〉三种》，关心用外国文字介绍中国哲学的事业。五、六十年代，他应邀为《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及《今日中国》等刊物用英文撰写多篇介绍中国哲学的论文。还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用俄文撰写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条目。晚年又主编出版了目前国内唯一的一部《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上下卷）。石先生孜孜不倦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哲学，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抵制哲学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一是为了把中国哲学史的成就放在世界哲学范围内来加以总结。应该说，石先生的这种努力，对于外国学者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作为一名中国哲学史专家，石峻先生在中国哲学的各个领域均颇有建树，有些领域的研究还具有开拓性。本世纪40年代，石先生在当时的《哲学评论》和《经世日报》发表《略论中国人性学说之演变》及《略论两汉人性学说之演变》等长篇文章，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学说形成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刻的描述，也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当然，石先生还对许多中国哲学问题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但由于石先生慎言行，重实践，述而不作。所以，他的许多观点都未形诸文字，公诸世人，这是十分遗憾的。

　　石峻先生一生执教于高校，弟子满天下，继承石峻先生的治学精神，总结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就，对于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