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专家石峻先生传略(2)

　　石先生出身北大，师事汤用彤等哲学名家，并在北大哲学系（包括西南联大）工作多年，所以，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自觉继承和发扬了近代以来北京大学重视实证的优良传统。石先生常说，从事哲学史研究，必须注意用史料说话，也必须重视史料学的建设，它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

　　石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多次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史料散见于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传史料之中，加之中国古代典籍常常是经学、史学，乃至于文学与哲学融为一体的特点，所以需要研究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博览群书，加以发掘、辑佚、鉴别、校勘、训诂等。石先生指出：“实事求是是从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博览群书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坚持严谨的态度和历史主义的观点至关重要。一个证据可证的范围有一定限度，不随意扩大，也不随意缩小；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证据不足时不轻下判断，这是从事史料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态度。中国古代典籍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需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对待史料，不用其他时代的思想和观点去涂改史料，不把后人的思想观点灌注于前人留下的史料中。”[1]相反，如果不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有十分之六七的根据，就忙下结论，妄称“十分之见”，就容易流于“华而不实”，导致用其他时代的思想观点涂改史料，或用后人的思想观点曲解史料，混淆历史本来面目的可悲后果。石先生的这些观点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

　　究心内典  打通中国哲学

　　石先生是国际知名的佛学专家，早在30年代就师事汤用彤等哲学大家，研究中印佛学，先后发表了《读慧达〈肇论疏〉述所见》、《玄奘思想的检讨》、《〈肇论〉思想研究》、《论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佛教与中国文化》、《宋代正统儒家反佛理论的评析》，以及《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与人合著）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论文，并参与编篡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对于推动中国佛学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石先生认为，佛教既不是某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也不是某位圣人的凭空创造，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从哲学的立场说，它重视研究宇宙人生中的“常”与“变”的关系；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各种对立的思想概念和范畴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包含了丰富的辨证法因素，也确实反映了剥削制度下存在的大量的各种社会人生问题。因此，它的内容不纯粹是用“迷信”二字就可以一概抹杀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它的发展规律，思维教训，历史价值。

　　佛教原产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相结合，不断得以发展和创新，形成了若干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为中国佛教所独有的新的精神面貌和特点。因此，石先生强调研究中国佛教，除注意其中的一般问题外，还要注意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异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在中国如何适应，如何发展，并最终变化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在佛教或佛学的发展方面有哪些特点和贡献；中国的思想文化如何影响改造了印度佛教等。石先生认为，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对于帮助维护中国传统封建道德、维护封建宗法经济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保存我国古代历史文物，也形成了某些有利的条件。佛教的传入，外来用语、新概念、新范畴的运用，使我国思想史的内容和表达思想的方式也变得丰富。除以上几点外，佛教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等一些专门学科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如文学中的夸张艺术，文献学中的音韵学，以及佛教寺院的雕塑、壁画、佛教宝塔等等。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同样影响了佛教。中国佛教有着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这种不同反映了中国思想对印度佛教思想的改造。这种改造一方面与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人的反佛有关。石先生十分重视对反佛教学者的观点与信佛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种比较更能反映出两种文化之间斗争、融合、创新的内在规律。

　　除了对于中印佛教的一般讨论外，石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佛教的传播、发展和创新也都有颇为深入的探讨，如他对《肇论》的考证和研究，曾经得到汤用彤先生的高度称赞，并誉之为“素好肇公之学”。如他对以六祖慧能为真正创始人的禅宗南派的研究，对宋代正统派儒学家援佛又反佛的研究等等，都很有独到之处，颇受学界同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