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专家石峻先生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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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佛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石峻先生，不幸于1999年4月15日与世长辞，这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损失。

　　终生求知  淡泊宁静

　　石先生1916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零陵（现永州市）。受其父影响，儿时的石先生就接触了大量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小学时期，正值北伐前夜，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激烈，其父因观念比较进步，被农民协会聘为小组长。不久，将介石背叛革命，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学校被迫停课。由革命到反革命，由极左到极右，对幼年时期的石先生影响很大。

　　石先生的中学时代是在长沙广义中学（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度过的，广义中学为辛亥烈士禹之漠创办，有革命传统。但当时主政湖南的反动军阀何健，对中学控制很严，学生根本无自由可言。高中二年级时，学校学生会曾组织演讲比赛，石先生报名参加，演讲题目是《谈谈普罗文学》。学生会主席不懂什么是普罗文学，这个题目在审查中竟通过了。比赛结果，石先生获得第二名。校方得知此事，马上把石先生找去，给以警告。并告戒他不要搞与自己不相干的事，要多在数学、物理方面下功夫。石先生对此十分反感。

　　20年代的中国，高中教育，尚处在探索阶段（此前只有大学预科），课程应该如何设置，教育部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教学大纲。广义中学校长原为湖南大学数学教员，其仿照大学预科课程设计的教学计划，内容多而且深，如开有逻辑学、微积分、第二外国语及国学概论等。该校讲授国学概论的教员是石先生的小同乡郑际旦先生，所用课本是钱穆先生编著的《国学概论》。石先生对这门课很感兴趣，并由此自学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石先生第一次接触中国哲学。

　　当时的高中分文理科，学习好的学生多上理科。石先生的长项是数学和物理，校长很赏识他，于是读了理科。三年级时，学校新聘一位刚从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数学教员杨炎和，石先生向其请教考大学的事宜，杨介绍了北大和清华。石先生表示要学中国哲学，问他应看什么书，他推荐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当时只出有上卷，下卷还未做出），石先生便买来阅读（神州国光社版），更增加了学习中国哲学的信心。

　　青年时期的石先生抱负很大，立志要到北京去读哲学系。当时有哲学系的大学很少，学文科的人多选择历史或文学。而社会风气是重理轻文，认为好学生应该考理科。因此，1934年，当石先生以优秀成绩被北大哲学系录取时，其中学校长感到非常遗憾。

　　当时的北大，课程安排不多，时间十分充足。学生也很自由，各系科课程可以任意选听，不必参加考试，还能免费得到讲义。石先生自思没有什么家学渊源，主要得靠自学来积累知识。所以，求知的欲望一直很高。北大文科著名教授的课，他几乎都选听遍了。就是在大学毕业后，这种旁听的习惯石先生依然坚持了十年，直到晋升为副教授。

　　石先生看书范围很广，除哲学外，诸如历史、文学等等，都有涉猎。他虽然不搞文学，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的每一本书他都借阅过，对苏联文学还有一定的研究。另外，对于自然科学也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由于中学时期的强项是数学和物理，上大学后，石先生对数理逻辑也很着迷。

　　1938年，经导师汤用彤先生推荐，石先生留校（西南联大）任教，为汤先生做助手，并主讲哲学概论和伦理学，其间还曾代授中国哲学。1948年，石先生受聘武汉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兼武汉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参加新民主主义学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武汉大学日夜忙碌，终于迎来新中国。

　　解放初期，石先生任中南新哲学学会秘书长（潘梓年为会长，洪谦为副会长），并在中原大学主讲逻辑。因受苏联影响，一般学校均不敢开设此课，中原大学在当时几乎算是第一家。

　　1952年，石先生被调回母校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与冯友兰、张岱年等教授一起承担中国哲学的教学工作，在国内首开中国近代哲学史。

　　1955年，石先生为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调该校，1956年任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1963年晋升为教授，兼校务委员。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我国首批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石峻先生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大家、宗教史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在执教的六十年间，先后开设了哲学概论、伦理学、老庄哲学、孔孟哲学、逻辑学、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哲学、印度哲学、中国佛学、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等十余门课程。在中国哲学的诸多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兹就其中的几个方面简述如下：

　　坚持马列  突出中国特色

　　石峻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总结本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重视探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早在30年代，石先生就注意搜集中外文马克思列宁著作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读本，多年浸润其间。新中国成立后，石先生又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55年，调中国人民大学，参加筹建哲学系，并长期主持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石先生又结合中国人民大学的风格，努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哲学史、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科研，并把它视为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石先生认为，早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一批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影响的前辈，已开始了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到解放前的三十年间，不少学者参考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成果，冲破封建时代“道统史”的狭隘观念，扩大了取才范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还存在许多缺点，如把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编排外国哲学史的形式，依主观意图制成套子强加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以能迎和外国读者的口味为接近国际学术水平。如不注意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认为只有象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表述的那种形式，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才算是真正的哲学。等等。经过多年的辛勤探索，石先生发现，要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

　　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真正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体系，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50年代，石先生曾发表《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长文，系统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80年代初期，在反思和总结建国30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石先生又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要进一步科学化》、《哲学史研究随想录》、《开展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关系，特别是针对三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颇为中肯的意见。

　　石先生常说，具体问题总是比一般原理要丰富多彩，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具体学科的研究中去，比学习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需要更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因此，石先生特别强调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反对教条主义和“应时主义”。并特别指出既要注意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探讨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更要注意通过哲学史的研究，丰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充分体现了其坚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

　　石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当然要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但不能把这种指导简单化和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仔细研究过东方各国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系列问题，乃至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很少或几乎没有作过理论上的分析和评价。就是毛泽东论到过的历史人物和思想，虽然很具有启发性，可供参考，但除近代部分以外，也非常有限。因此，要想根据他们的现成结论拼凑一部系统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他们论及的一些问题，因为时代不同，需要不同，也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因此，切不可把背诵他们过去的只言片语，当作今天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石先生说，教条主义是阻碍中国哲学史研究深入进行的主要障碍之一，因为教条主义者从不注意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点，也不喜欢研究任何过去实际存在的具体问题。他们总是简单地从抽象概念出发，截取书本上的几句话，就划分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两大阵营，并断定某位思想家是没落贵族或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某位思想家是新兴地主阶级或中小地主阶级代表，或部分地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要求。这种类型的研究，就好比“以这顶凭空扣上的帽子来抵抗那顶凭空扣上的帽子，结果是在做两顶帽子的空中对舞”，而使丰富多采的中国哲学史变成了几个简单公式的组合。石先生的这些观点，多发表于80年代初期，在当时对于克服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