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有哪些湖南政要名人？民国6位湘籍政要人物

    一、何键（湖南醴陵人）

    在民国时期是督湘时间最长的一个湖南本省籍人士，自1929年至1937年，长达九年。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干这么久，就因为他完全与唐生智那种理想主义色彩相反，是个彻头彻尾见风使舵的人。他甚至连赵恒惕那种制定省宪法以自固的形式都不需要，而是只看谁的势力更大，就一头扎进其怀里，哪怕以前曾有仇恨，也能立刻笑脸相迎 。可以说他在政治归属上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当然这其实是很多政坛人物的共同特点，也算不上什么不可饶恕的缺点。  

    何键，字芸樵，湖南醴陵人。他在民国时期督湘之人中间，是出身最卑微的。他父亲当过多年长工，后来小有积蓄，买了一点田产，可为了供何键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又把田给卖了。何键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回湘到赵恒惕任师长的湘军第一师当见习，接着升少尉排长。1917年段祺瑞派自己的内弟傅良佐任湖南督军，谭延闿被迫第二次下台，湘军在湘北被北洋军击败，退守湘南，何键此时脱离了部队，回到老家醴陵一带活动。他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收集了不少溃兵手里的散枪，被当时的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任为“浏醴游击队”，后开赴湘南，被唐生智收编，何键当上了唐生智手下的营长。到赵恒惕开始主政湖南时，何键又得唐生智保举，当上了团长 。之后他一直追随唐生智，不断得到提升，北伐开始后，唐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时的何键已经是第八军第一师的师长了。北伐军胜利挺进，第八军越战越壮大，不久就扩充到了六万多人，分编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何键任第三十五军军长，这时离他从保定军校毕业回湘当见习不过仅仅十个年头。  

    第三十五军驻汉阳的时候，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这其实是何键主使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湖南的农运声势极大，北伐军中许多军官的家庭都受到了冲击，军官们情绪很激烈，加上此时蒋介石早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事变，武汉方面上下争论也很激烈，使何键的立场迅速转向了右倾。但是他知道总司令唐生智是不同意分共的，不敢公开在武汉发动，于是趁唐离汉去河南前线之机，派人回湘运动，调许克祥团进长沙，迅速发动了事变。许部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校，杀害了不少左派分子。  

    唐生智被迫下野后，湘军大部被桂系吞并，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都是广西人，都成了桂系的干将，随白崇禧攻入北洋系的传统领地华北。只有何键的三十五军留守两湖地区，仍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猜疑。但何键是个很能保护自己的人，处处对桂系表现出恭顺，所以才能暂时保住自己的地位。当时湖南的省政府主席是程潜，何键负责清乡，也就是肃清农会及中共势力。可桂系对程潜督湘不放心，怕他跟自己不是一条心，断了桂系归路，于是趁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扣押了程潜，以鲁涤平继任湖南省主席。何键仍负责清乡，他大开杀戒不遗余力，而红军在湘赣两省 的逐渐壮大，也造成了办理清乡的何键掌握了全省的地方武装，使鲁涤平对他疑心日深。而蒋介石很担心桂系进一步强大，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很想在桂系拉得很长的战 线中间打进一个楔子，他看中的又是湖南。鲁涤平是谭延闿的老部下，虽由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任命，但蒋介石正好可通过谭延闿拉拢鲁涤平为己所用，大力补充鲁的部队军火装备，意图将受桂系控制的两广与他们刚打下的华北地区分割开来。桂系李、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急需在湖南找到一个能跟桂系站在一起的人来取代鲁涤平，这下子就看中了何键。  

    何键的第三十五军此时已被整编成了第六师，奉命准备开往湘赣边境，开始参加对红军的“会剿”。他借故北上，在武汉拜见了李宗仁，又到北京拜见了白崇禧，狠狠地告了鲁涤平一状。之后武汉政治分会在李、白的授意之下，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改组湖南省政府，指定何键为省主席。鲁涤平毫无思想准备，只好仓促离湘去了南京，结果原定会剿湘赣边境的几支部队也都各自撤退，打乱了老蒋的部署。老蒋大怒，但忌惮桂系势力强盛，只好承认既成事实，让何键暂代湖南省主席。接着老蒋发动了倒桂战争，甚至将老对头唐生智都请出来，帮着瓦解桂系。唐生智用老蒋给的光洋和自己的威信收回了旧部第八军、第三十六军的指挥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接着参加老蒋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战。而桂系原来为了稳定后方选中的何键，此时也毫不犹豫地投向了老蒋的阵营，他派人面见老蒋，投书表示忠诚，表示愿为讨桂出力。老蒋当然求之不得，又给钱又给枪，还任命何键为“讨逆”第四军军长。何键将在湖南的桂系部队统统缴了械，真正断了桂系的归路。之后何键倾湖南全省兵力，随广东的陈济棠、云南的龙云分三路攻入广西，与桂系打了个天昏地暗，直逼得白崇禧下野才作罢。可桂系也不是那么容易服输的，不久李宗仁联合张发奎， 发动了对湖南的反攻，何键知道桂系是为了找老蒋报仇，自己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 ，就想放桂系过境，保住自己的地盘拉倒。老蒋哪会让何键的小算盘得逞？忙调动广东、湖北两个方向的部队大举入湘，将桂军堵截在湖南境内，何键怕老蒋打败桂系之 后，追究自己的纵敌之罪，只好拉开阵势与桂张联军真干起来。李宗仁和张发奎一度攻下长沙，出湘北进迫武汉，但终在老蒋的中央军、粤军、湘军的几路夹击之下，败退回广西。湖南再遭兵祸之后，何键已完全地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  

    何键从鲁涤平、程潜当省主席的阶段，就负责清乡，后来当上省主席之后，对清乡更是不遗余力。他杀赤化份子是极有名的，比如说在平江龙门地区，原有六、七万人口，清乡时却只准发放三千个良民证，每证须交大洋30元，而没有良民证的则被视为暴徒，可随便杀害。屠杀开始后，先将村庄包围，通道封锁，进村见人就杀，然后是抢劫、纵火，一次就杀死一千三百余人，造成震惊省内外的“龙门惨案”。经何键这样的镇压之后，原来是农民运动发源地后来又爆发过秋收起义的湖南，居然基本上没有了红军的立足之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何键1929年任湘赣两省清剿总司令时，负责对井冈山区的进攻，迫使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南下赣南，乃创建中央苏区。但其中也曾有过一次彭德怀部红三军团趁“讨桂”之战的混乱，突袭平江、长沙，占领省会长沙达十天之久。不久红一军团曾再打长沙，不下，乃转向东进，进入中央苏 区。此后除了湘西自成系统，在“湘西王”陈渠珍的统治之下，还有少量红军的踪迹之外，湖南其他部分不见红旗踪影，成了全国的“模范省”，而紧邻的江西和湖北却都有大片的“红色根据地”。红军攻入长沙时，连何键本人乘坐的汽车都被烧毁，使他后来只有滑杆可坐，他为了报复，杀过几个著名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向警予和杨开慧。他杀人也不光针对赤化份子，对于刑事犯罪者亦毫不容情。黄仁宇先生的《关系万千重》一书中有很有趣的记载：有一个房东将自己住房的一部分租予房客，这房客写匿名信威胁房东，令其交出大洋若干，限期送往某处交接。房东初不疑房客，还与其商议征询对付的办法，房客叫他不必报警，可与勒索者讨价还价。房东怀疑了，于是报警，抓到房客证据，将其逮捕。案经省政府粗略审察，迅速将案犯枪决，理由是此人读过书，又非饥寒所迫，竟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所以不可饶恕。相比谭延闿、赵恒惕时期，何键执法已基本不按法律条文，而是如同封建时代那样，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断案，于是草菅人命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  

    何键真正管理湖南省的行政事务，应该是1930年后的事情，那时因为省内已没有敌对势力，他得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建设上。粤汉铁路的湖南段，就是这个阶段完成的，还有湘桂线也开始兴建。湘黔线在规划之中。但工业基本上停留在20年代保留下来的水平，南门外的发电厂和湘江河西的裕湘纱厂都已经运转了近十年。何键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应该数“国货陈列馆”，顾名思义，他也还是以提倡国货为爱国之标榜的，这个建筑在抗战中竟未烧毁，楼顶置警报器，遇日机空袭时，警报立刻响彻长沙上空，使市民得以及时躲避炸弹的威胁。国货陈列馆解放后成了“中山路百货公司”，仍是长沙市民首选的购物地点，其一排高大的圆形廊柱颇有西洋风格。可惜在八十年代被毫无历史观念的商店经营者拆掉改建了，变成了没有任何特色的现代水泥建筑。  

    何键也曾想重振湖南本省的军力，成立了省政府下属的航空署，聘请了飞行员，从国外购进了十架战斗机。但飞机到货时，就被蒋介石扣下了六架，说四架已足够省内防务之用。而到江西清剿红军的战争接近尾声时，老蒋更进一步逼迫何键交出全部湖南省的兵权。何键不敢违抗，把湘军四个师和四架飞机都交了出去，从此自己只当文职的湖南省主席。到1937年抗战爆发，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当年蒋百里所预言的：湖南将成支撑抗击外敌的关键地区，于是命令何键交出湖南省的政权，调他到南京任内政部长，派自己信得过的张治中（字文白）当了湖南省主席。然而就在张治中的任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长沙“文夕大火”。何键在离任省主席之前，断了最后一个案子： 下令枪毙了一个妇女，理由是她竟然嫁给了日本商人为妾。那日本人已经撤侨离去，他的中国小妾不但有“通敌罪”，而且贬辱中华女性的民族气节，所以罪不可赦。与此同时，何键却也向已抵陕北的毛润之先生发出电报，称国难当头，今后当休戚与共义无反顾，当然并不提及杨开慧被杀事。这些趣闻黄仁宇先生都曾以亲历者身份详细记述。  

    蒋介石将何键调往南京任职后，逐步把湘军抽调一空，几乎全部送上了抗日的前线，就连负责地方治安的保安团队也不例外。而且湘军出湘抗日，都是分别编入不同的部队，分割使用，不使其仍形成集团。国难当头，有“无湘不成军”之誉的湘军倒是都没有给家乡父老丢脸，无论在哪个战场上，作战都极为英勇顽强。特别是在淞沪之战中间，湘军损失惨重，即使没有全军覆没的部队，也继而被编散了，取消了番号。老蒋这样做，自有他消灭异己统一政令的用心，但借外敌之刀杀自家兄弟，不能不令国人齿冷。民国时期从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湘军，历经内战的磨难，终于消亡于抗日的战场上。作为最后一个湘军统帅的何键，眼看着三湘子弟兵灰飞烟灭，心情一定是非常悲凉的吧。  

    何键在南京任内政部长后，随中央政府撤到“陪都”重庆，在1939年差点因一个误会被老蒋杀掉：那时他的结发妻子黄氏在香港病逝，何键获悉后想去香港为妻治丧，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告假一个月，孔祥熙准假。可就在他准备登上飞机离开重庆的时候，戴笠亲自赶到机场，命令停飞，并登机检查何键有无蒋介石的亲笔批准的假条。何键拿出孔祥熙的假条，被戴笠拒绝，并将何键拉下飞机，当即软禁起来。原来此时因汪精卫叛国后，重庆有一些官员偷偷赴港转投南京伪政府，老蒋令戴笠对要去香港的官员严加盘查，何键正是犯了这条忌讳。后来经孔祥熙出面澄清，老蒋才放了何键，但还是撤了他的内政部长，改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后何键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乱说乱动，一直老老实实任这个闲差。  

    何键1949年迁居香港，1950年到台湾，又当上了“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病逝于台湾。  
  
    二、赵恒惕（湖南衡山人）

    赵恒惕是继谭延闿崛起而主政湖南的第二个湖南本省人。他是湖南衡山人，字炎午，小时候不会读书，屡应童子试不取，再报考国子监生，仍名落孙山，于是心灰意懒，发誓不再进科场。后来他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方言学堂就读，旋被选送赴日本留学。在日本赵恒惕先学的是师范，后因国事危急才改学陆军，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又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同期同学中有唐继尧、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人。赵恒惕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黄兴组织的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赵恒惕光绪末年归国，被当时的广西巡抚招纳至广西兵备处工作。辛亥革命前，赵升任广西混成协协统，革命爆发后，广西继湖南宣布独立，赵率所部离桂经湘入鄂，增援武昌起义军，被黎元洪任命为左翼军总司令。南北议和后，赵部开往南京，被授陆军少将衔。等到赵恒惕率部要返回广西时，却因广西都督已换上新人，不愿让他这个不是自己亲信的军官带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进入自己的地盘。赵恒惕部滞留湖南境内，进退两难。这个时候，正值谭延闿将原来属于焦达峰、陈作新的部队全部清理出湘的关头，谭正愁自己身边没有贴心的军队。于是一边是要补锅，一边是找锅补，就 一拍即合了。谭延闿向黄兴请准，将赵恒惕的一个旅留在了湖南，从此成为了自己的“御林军”。  

    在谭延闿三次督湘的过程中，赵恒惕一直与之共进退。首先是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真面目暴露无遗，二次革命暴发。谭延闿被革命党人逼迫，不得已附和反袁军，宣布湖南独立后，反袁一方很快树倒猢狲散，弄得谭延闿又通电取消独立。可老袁不依不饶，非要追究谭延闿一个附逆之罪不可。谭入京谢罪，被判了个四年徒刑，连带赵恒惕也跟着吃了挂落，同时判刑，差点没丢了脑袋。幸亏有黎元洪帮忙说情，才被赦免。  

    到袁世凯称帝闹了个众叛亲离，连他的亲信汤芗铭都不得不宣布湖南独立的时候，赵恒惕才又在谭延闿的运动下，重新出山“襄赞大计”，成了重建湘军的功臣。这之后谭延闿出于私心，排挤程潜一派，再次把湘军裁撤一空，却唯独留下了赵恒惕的湘军第一师，可见只有这支军队才是老谭的铁杆近卫军。老谭好景不长，二次督湘又被段祺瑞赶下了台，弄得赵恒惕好不孤单。在段祺瑞要废除《临时约法》，引起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时，湘军中坚决反段护法的都是程潜派的军人，而赵恒惕却称病不出，暂时放弃了第一师的指挥权。后来他虽然还是参加了护法战争，但始终没打过一场 像样的胜仗。在皖系的张敬尧为害湖南的阶段里，赵恒惕仅仅能勉强保全自己实力不被完全消灭而已，直到谭延闿利用北洋政府欲分化湘桂联盟的图谋，再次出任湖南督军，挤走了程潜，赵恒惕才跟着重新伸直了腰杆儿。张敬尧退出了湖南，谭延闿第三 次督湘，他却没有及时兑现答应赵恒惕的承诺：让他当湘军总司令。这样一来，谭赵之间就有了嫌隙，埋下了他后来倒谭的伏笔。  

    老谭因为“联省自治”还是“联省北伐”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给了程潜与赵恒惕联手倒谭的机会，这时的赵恒惕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依*谭延闿这棵大树来乘凉了，加上老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所以没有丝毫的犹豫，哪怕在谭延闿宣布将湘军总司令让给自己也不罢休，直到将他逼出了湖南，彻底结束了谭延闿督湘的历史。  

    赵恒惕这人似乎特别重视“程序”，凡事不弄出点“民意基础”，他是绝不硬干的。  

    可对他来说，程序也好，民意也好，仍然全是为我所用，跟所谓民主精神，基本是不沾边的。对这一点，要举两个例子才好说明。第一是他逼得谭延闿不得不将湘军总司 令让他作时，却表示不愿“私相授受”，谭延闿只好召开在省会长沙的各军政要员、各机关首脑、甚至各报馆、各公团联合会议，公开让职于他，赵恒惕这才算接受下来。第二是他赶走了谭延闿之后，又接着清洗在湘的程潜派军人，杀掉了程派大将李仲麟，按说这时在湖南已无人可与争锋，他完全可以将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和湖南省长三职全收入囊中，可他却不这样做，一定要求一个“名正言顺”。赵恒惕先通过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然后让林成立“制宪筹备处”，要制定一部正式的省宪法交省议会议决。赵恒惕是真的对宪法有兴趣吗？当然不是。他是要通过一整套程序使自己最终披上合法的“民选省长”的外衣。  

    赵恒惕为了做到这点，真可谓不遗余力。他声称自己是要继承“谭公未竟之志”，要延请省内外学者起草省宪草案，再由各县县议会推举审查员审查，再交全省人民直接 公决通过生效。要真的如此严格进行，基本上可以说，湖南将诞生一部无懈可击的地方宪法，那样一来的话，赵恒惕能不能如愿以偿当上湖南的一把手呢？不用说，那是 绝对没有把握的。赵恒惕就算真是个宪法迷，他也不会办这样的傻事，给自己找这样的麻烦吧？那么请看他在具体操作中又是如何进行的吧。
  
    1921年湖南各县恢复县议会，然后进行改选省议员。这一来，原来的程潜派、谭延闿派的人都出来竞选了，整个湖南政界为之沸腾。另外，一直强烈反对赵恒惕包办制宪 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其中毛润之先生就是重要成员之一），因看到制宪已成定局，也改变策略，发起全省学生组织选举监督团，以争取最大限度地表达真实的民意，维护选举的公正。老赵他才不傻呢！一看这样干下去，还能有自己的省长当吗？他马上抛出了一个新说法：速成制宪，说：“自治法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的意见，不能不酌量牺牲。”他将自己 制定的“筹备自治法大纲”直接交旧省议会议决，干脆取消了新省议员的选举，让任期已满的旧省议会来筹备省宪的制定，于是将跃跃欲试想进入省议会的程谭二派的人排除了不少。果然，这个旧省议会顺利地将赵恒惕选成了新的临时省长，他也立刻将 《湖南省宪法草案》予以公布了。  

    虽说这部省宪法是速成的，但里面的内容倒颇可观。它规定了：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 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另外诸如保护人民生命及私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等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权、请求救恤灾难的权利应有尽有，也有受教育、纳税、服兵役等义务的规定，并堂而皇之地宣称“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湖南省宪法草案的公布，开了全国省自治制之先河，是全国各省中最早公布的一部省宪法草案，其意义应该说，本来是有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知道，如果从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就走上了各省自治的道路的话，本来中国是有机会实行类似美国那样的联邦制政体的。关于这个问题，毛润之先生在1920年曾有一篇奇文问世，名为《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 （与后来的《大公报》不是一回事），其时正与赵恒惕公布省宪时间相近，可见那本是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社会思潮。文中说：“……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己造成了一个新湖 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指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三次以外省武力荼毒湖南）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尝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缘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 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  

    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  

    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这并不是毛逞年轻人一时的意气，故作惊人之语，实在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想法。试想，中国若果真先各省自治，而后联合成一个国家，哪还会有中央集权的市场？何愁民主思想不渗透进方方面面，而生根发芽，最终成为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新规矩呢？  

    可历史不是这样安排的，中国人没有这个福气，我们就仍然只能回过头来，看看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草案》遇到了怎样的障碍。赵恒惕之所以要制宪，搞湖南自治，说穿了，是为了拉民意之大旗作虎皮，不让外省军阀染指湖南，以求自固自保。其实这个目的并不违反湖南人民的根本利益，比较南北各省的军队杀过来杀过去，徒有一个统一的名义，实际上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何如湖南人在自己这块土地上说了算数？可 问题是北边的段祺瑞和南边的孙中山都不喝这一壶，所以老赵也只能适应咱中国人只认大一统的国情，这是一点辙都没有的事情！  

    老赵夹在南北两边的武力之间，好比是只风箱里的老鼠，他为了对付来自于南北两边 的压力，想出的办法与他的恩师谭延闿在辛亥年间的招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向全国各省发出了“联省自治”的号召！他在通电中说：“……湘省地处要冲，迭遭变故，今划分军民两政，民选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苟省悉自治，则 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这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四川的刘湘，接着云贵、两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陕西等共十四个省复电响应！可见当时这种联邦制的呼声是何等强烈。老赵有这么多人呼应，一时不禁飘飘然起来，乃进一步派人游说各省，特别是要把湖北拉进联省自治的圈子里来。  

    这时候在湖北主政的是山东人王占元，他用了很多自己的老乡，早就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并且来找老赵，想叫他派兵北上，帮着湖北驱逐王占元。湖北人为了说动赵恒惕，许诺了许多好处：湘军 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使军火得到可*的供应。这个诱饵实在是太大了，老赵实难拒绝，心想一旦事成，不但可将湖北拉入联省自治的范围，使湖南从此与北洋军阀之间有了缓冲地带，而且还顺带着将湘军的势力伸展出了省界，还连饷械都由人家给 包了！这样的好事还不干，岂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可老赵弯腰拣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不知下边掩盖着的是一个险恶的陷阱呢！  

    1921年夏天，湘军誓师出兵“援”鄂。打头阵的是收编的鄂西民军六七百人，起了名 叫“湖北自治军”，司令就是赫赫有名的夏斗寅。湘军方面原来是想搞个突然袭击，可计划已经被王占元得知了，也连忙调兵遣将，派出的前敌总指挥名气更大——孙传芳，在面对湘军前进方向，连设了三道防线，双方剑拔弩张，都作好了厮杀的准备。  

    赵恒惕在这个时候，仍不忘要跟湖南省议会报告一声，正式发表了致省议会的咨文，说：“……湘鄂本为一家，鄂民请求拯救情词迫切，我省为崇民意，顾全邻谊起见， 乃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援鄂。……”老赵的说词不可谓不堂皇，可细想想，这里面哪还有一点各省自治的影子在？湘人治湘，鄂人治鄂，本来都应该是各自省内的事情，湘军武力插手鄂事，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军阀混战，还谈什么联省自治？赵恒惕完全是 因为一时的贪念，而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本来在法理上很能站得住脚的思路，就这样被他自己推翻了。  

    两军开打互有胜负，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四川的刘湘也来凑热闹，从西边攻进了湖 北。刘湘是首先响应赵恒惕联省自治号召的，当然是来帮着灭王占元的，这下子王占元立马吃不住劲了，于是转向北边求援。北边是谁呢？吴佩孚啊！老吴的直系当时实力多大呀？赵恒惕跟刘湘捆一块儿也顶不住他一小手指头啊！而且老吴不光是派兵来 打，还有更损的一招在后面呢：他派了个名叫萧耀南的当援鄂总司令，而这个姓萧的就是个湖北人！萧耀南到了武昌，就取王占元而代之，自己当上了湖北督军，还是由 北京政府任命的，这回真的“鄂人治鄂”了，看你赵恒惕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进攻湖北 ！老赵不甘心眼看到手的果子让别人给摘了，提出要我退出湖北可以，得照原来说好的，让我的湘军在你们湖北驻两个师，吃你们的喝你们的。萧耀南后边有吴佩孚，他能尿你这一壶？说你作什么梦呢？老老实实回湖南去趴着就拉倒，不然叫你小子好看 ！老赵这时候就是为了面子也得拼死一搏呀，于是挥军再战。可他没想到这边与萧耀南还没见出分晓来，吴佩孚已经亲率海陆两军，从长江入洞庭湖，直逼岳阳，抄了湘 军的后路啦！老吴一攻下岳阳，立刻北上，湘军腹背受敌，马上军心大乱，让直系军队缴械无数。  

    老赵至此已知事不可为，连声告饶，最后一点好处没从湖北拿到，反倒使北洋系的孙 传芳一个师驻扎在了岳阳，让人家把湖南的北大门都给占了。他对这种情况说过：“ 此战不特自治主义未克发挥，竟至丧师失地！”从这之后，别说联省自治了，就是湖 南一省的所谓“湘人治湘”，也失去了确切实施的可能。赵恒惕原想以湖北为缓冲地 带，使北洋系统不致轻易染指湖南，却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将北洋直接引进了自家大门，只能事事仰北洋的鼻息了。这次湘鄂之战，赵恒惕共花费了军费一百多万元，士兵死伤两万多人，湘北鄂南的人民遭受兵祸荼毒更难以数量计。而且，人祸总是连着天灾，湖南连着两年遭受水旱灾害，各县饥民数百万流入长沙等大中城市。赵恒惕的心思全在如何整顿刚受到重创的湘军，哪管老百姓的死活！省宪法中本规定人 民有得到救恤灾难的权利，可赵恒惕这时却取消对饥民每日每人两合豆子的救济，改用掺糠的稀粥来对付。一时怨声载道，特别是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省宪法对此又有规定，人民有示威的权利，老赵却想出了一个怪招：以学生侮辱了士兵为由，让士兵上街殴打学生！丘八爷们得令后分散出动，处处截击游行后解散的学生，打 得学生们无处躲藏。即使第二天学生们不敢再上街了，士兵们反寻到学校里去打。这 回才真是秀才遇上兵，干脆没理可讲了，只好被迫停课避祸。学生们一连挨了三天打，打破的不光是那些年轻的脑袋，更有那些脑袋里的以宪法和平争权利的思想。以毛润之先生为代表的湖南年轻一代走上更加激进的革命之路，恐怕与这一顿棍棒不无关 系！  

    赵恒惕当上正式的民选省长及发表正式的省宪法，是在湘鄂之战和殴打学生之后的事情。到这次正式“选举”时，基本上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民主”水平了。因有谭延闿 派、林支宇派的议员另组选团加入竞争，赵恒惕一派的行为就更加骇人听闻。当时买票、抢票成风，已不是一般的所谓拉选票的概念。长沙的各选举场有公开贴出招贴，写明“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的价格，来为自己一方拉票的。还有的地点尚未开始投票，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的。下面各县的选票基本上都被乡绅掌握，哪派要票需从掌握选票的乡绅手中去买，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于是掌握选票的乡绅也大发其财。等到正式投票时，更有大打出手的，殴斗、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还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于是省会各公团提出这样的选举“殊为自治之玷”，要求一律废除，重新选举。就连旧的省议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对选举结果提 出质疑。  

    可老赵早已经等不及了，他急着当“民选”省长，硬是让这个胡乱选出的省议会赶紧出了台。1922年元月新的省议会成立，其中赵派的议员占了三分之二，基本扫清了选 
老赵当省长的障碍。可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就在省长选举前夕，湖南省内外发起了一阵倒赵的强烈风潮。到正式选举省长的那一天，长沙街头示威游行的有两万多人。可手无寸铁的人民是不能阻止一意孤行的武夫的，赵恒惕终于经省议会以“绝 对多数”票选为了湖南省的正式民选省长。  

    客观地说，别管赵恒惕这个“民选”省长来得多么不正当，但他一旦戴上了这顶“民选”的帽子，确实对南北两方染指湖南的企图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北边的吴佩孚占着岳阳，随时可以向南攻取长沙，那不过是灭此朝食的事，可他为什么不这样干呢？一方面是为了留下赵恒惕作与广东孙中山之间的缓冲，另一方面也无庸讳言，这个湖南省自治与赵的民选省长地位是吴佩孚不好绕过的法理障碍。而南边的孙中山，一门心 思要武力北伐统一全中国，可他也只能用拉拢的办法说服赵恒惕加入自己的阵营，而不好冒然向湖南动武。当赵恒惕不同意的时候，孙中山也只好绕道江西进行北伐。这 种僵局直到1923年才被打破。当时谭延闿在广东已经投*孙中山成为他手下的重要人 物，得到孙的指令要设法倒赵以扫清北伐的障碍。谭策动旧部与赵恒惕动起手来，然后自己亲任“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还被孙中山委了一个湖南省长，直抵衡阳设总司令部，与赵恒惕公开对垒。为了将老赵“湘省自治”这块合法招牌打碎，谭延闿除了指责赵恒惕制宪不合法律程序外，还公开宣言，称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原本由 他自己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概念，而改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北伐的理据。而赵恒惕自然正要抓住自治这根救命稻草不放，乃向全国通电，说：“……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久为国人所共喻。纵令省宪有未尽完善之处，不难依合法程序，提案修正。今以一纸电文破弃之，而复出于首倡制宪之湘人，此诚吾湘之大不幸事也……”其说词倒也算是抓住了谭延闿的要害。赵恒惕将自己的军队命名为“护宪军”，开往衡阳迎战。两军对阵，一边要“讨贼”，一边喊“护宪”，可说到底，光*嘴皮子不行，胜负还得由枪炮来决定。  

    谭赵二人都是湖南人，又都曾经营湖南多年，一旦开打，倒真是势均力敌。除了战场上厮杀，不外乎背后做小动作策反。其中最险的一次，是赵的部下朱耀华一个团反戈，竟长驱直入攻进长沙，差点活捉了赵恒惕。老赵逃到株洲，也顾不得自治不自治了 ，乃向吴佩孚求援。老吴当然是求之不得，连忙调兵从岳阳大举进入湘境。要不是广州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急令谭延闿回援，讨贼军、护宪军加上北洋军在湖南还得有一场好打。谭延闿的军队撤向广东，这场兄弟阋墙之战才停了下来，可老赵的湘省自治却受到了趁机插手进来的吴佩孚的挟制，从此变得有名无实了。老赵被老吴逼着修改了省宪法，实际上是承认了自己受北洋保护的现实。  

    谭延闿退走广东，带走了湘军一半的兵力，赵恒惕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将剩下的两 万余人整编扩充，重新编成四个师，其中第四师的师长是唐生智，从此将这位爷给领上了湖南军政的大舞台。唐生智的第四师驻扎在湘南，临近广东，一方面势力渐大不再受老赵的约制，另一方面近朱者赤，逐渐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遂起了推翻赵恒惕的想法。这里边颇有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功劳，那本是毛润之先生亲手缔造的地下组织，这时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与唐生智联络，进行策反工作。老赵眼看唐生智起了反心，还想以联省自治这个老法宝对付过去，就派人到广西与李宗仁联络，希望桂系也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可没想到李宗仁这时已经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愿跟着老赵玩自治了。赵恒惕的最后一手竟是也宣布服膺三民主义，想以此化解来自于南方的压力。可临时抱佛脚总是不灵的，唐生智不认他这个账，率兵从衡阳北上逼近长沙，赵恒惕没有办法了，只好逃离长沙，结束了他督湘六年的政坛生涯。  

    这之后吴佩孚的军队与唐生智直接冲突起来，赵恒惕的旧部叶开鑫杀回了长沙，省议会还搞过一次“迎赵复职”，发出急电催促赵恒惕回湘重新主政。老赵犹犹豫豫不知 道该不该回去，直到接到吴佩孚的旨意，让他当湘粤桂联军总司令，主持讨伐唐生智 ，这才赶紧赶到了岳阳。可已经晚了，唐生智后面北伐军杀进了湖南，连吴佩孚和孙 传芳都顶不住了，老赵只好逃往上海，在那儿当了十年寓公。  

    赵恒惕后来成了一个佛学居士，走的似乎是中国传统下野之士吃斋念佛归隐避祸的老 路子。到日寇占领上海时，曾动员他出任伪职，老赵倒是不为所动，严词拒绝。这一 点与吴佩孚很相似。1939年赵恒惕重新回到湖南，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并当选湖南临 时参议会议长。抗战胜利后，他又再次被选为省议会议长，以他制定“省宪”的经历 ，干这行倒算得上是个老资格。1947年他还当选了“国大代表”，1949年随国民政府 撤往台湾，后来还当过“资政”，1971年死于台湾，再也没有回到过湖南这块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