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对曾国藩的评价(2)

　　《讲堂录》中有这样一条：“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又写道：“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这就是说，礼乐典章以及一切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都是圣人的创作。“办事之人”尊奉圣贤之所垂教，能建功立业于当世，但他们并未穷究天道人性之大源，也达不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 

　　《讲堂录》中还有这样两条：“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欠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破仑)是也，而非圣贤。”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贯通大本一源之道的圣贤。帝王将相与英雄豪杰即令功盖当世，也不过是“办事之人”，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与圣贤相提并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讲堂录》把曾国藩称为“传教而兼办事之人”，这就是一种合内圣与外王于一体的境界。《论学书》中晶评近代领袖人物的那段话，为此作了详细论证。袁世凯精于封建时代的帝王术，希图以手腕智计笼天下，但却与圣贤学脉完全绝缘，“如秋潦无根，如何能久?”孙文创建革命事业，忠心报国，但却从抓武装起义入手，而不是从抓大本大源入手。康有为从陆王心学和今文经学出发，融合西方学术与政治思想，提出了一整套论古改制、变法维新和三世大同的理论，表面看去，“似各有本源”，然而，细加分析，则正如梁启超所道破的，是“支绌灭裂”、“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折衷主义的杂凑，并没有探得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毛泽东认为，在近代中国，真正探得“大本大源”，达到超凡入圣境界的，只有曾国藩一人。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称：“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将曾氏与周孔及二程并称，更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二  “收拾洪杨一役” 

　　至于“外王”一途，主要表现于“收拾洪杨一役”。这件事为功为罪，争议最大。    

　　众所周知：毛泽东从小扰富于反抗精神与激进情绪。在家里，他每每冒犯父亲毛顺生的家规；在社会上，他热切地同情湘潭县彭铁匠的造反和1910年的长沙饥民暴动。后来他通过血与火的斗争，成长为革命领袖，并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历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什么独独在情绪最容易激动的学生时代(大体上是五四前期)，竟会完全赞同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呢?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中出现的这一曲折，需要掌握当时的具体思想资料来进行分析。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杨昌济老师的谆谆教诲和康梁思想的深刻影响下，明显地表露出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早在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与以孙文为首的革命派曾就革命与改良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康有为猛烈地攻击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并强调以彼为鉴，否则一旦发生革命，就会使“中国之亡益速”。梁启超也宣称法国大革命是暴民政治，是“洪水猛兽”。中国决不能走法国式的革命道路，而只有从“新民”、即改造“人心道德”入手。辛亥革命时，毛泽东曾满怀革命激情参加过革命新军。但待到他退出军旅重新入学时，又接受康梁影响，认真地进行反思。在1916年7月25日《申萧子升信》中，他忧心仲仲地说：“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前车不远，即在辛亥”。1917年9月22日，他同张昆弟谈话时又说：“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这又表明他所赞成的决不是辛亥革命那种“兵戎相见”的暴力革命，而是在精神领域通过批判的武器所进行的除旧布新。归根到底，还是沿着康梁的“新民”“变化民质”的路子前进。 

　　在保守主义思想支配之下，青年毛泽东既然对法国大革命和我国辛亥革命都怀疑惧，那末，他对以洪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持否定态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丁。 

　　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有所抬头。因此，对洪秀全与曾国藩的重新评价，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于文化论坛。1994年10月出版的学术集刊《原道》第一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无本者竭，有本者昌》的文章。其所谓本，意似与“大本大源”相同，即指儒家文化的道统。作者辛岩认为，洪秀全与太平军认同西方宗教，造成“文化断裂”，是近代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和一切祸乱的滥觞。而曾国藩之所以能战胜太平军，则负载着延续儒家文化传统历史使命，固得本而昌。十分明显，辛岩的持论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所表现的立场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但却与青年毛泽东在《论学书》中所阐述的文化精神有一脉相通之处。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都有一定的依据，但又都带有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主要应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或阻滞作用。洪秀全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某种粗陋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创建太平天国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决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只会把中国推向比清朝更落后的带有神权色彩的封建王权的轨道上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与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要求相背离。但是，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实际上比曾国藩所维护的清王朝更落后、更腐败。两害相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些议论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就不详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