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对曾国藩的评价

　　毛泽东早年求学于湖南第一师范，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杨昌济于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Q)毛泽东也着实听老师的话，下工夫仔细研读过《曾文正公家》、《曾文正公日记》。现在韶山陈列馆还收藏着木刻本的(家书)第四、六、七、九卷，每本的扉页上都有他当年留下的手迹“咏芝珍藏”。1917年8月23日，他在与黎锦熙论学的长信(以下简称《论学书》)中写道：“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者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  青年毛泽东何以对曾国藩作如此崇高的评价呢？通过研读《毛泽东早期文稿》，可以看出他作过多方面的审慎考虑：一“圣人既得大本”。 

　　曾国藩服膺程朱理学，宣扬大本一源之道。他说：“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纷而殊矣。”① 又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② 毛泽东早年在杨昌济老师的诱导下，也钻研过性理之学，尤刻意探求所谓本源问题。他在《论学书》中反复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他所阐发的本源论同曾国藩一样，都出自朱熹的理一分殊论。在历史观方面，曾国藩强调以心力转移风气。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己。……此一二人者之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③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他在一师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得到杨昌济的激赏，破例给打了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在《论学书》中，他还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尸这样，他就把天理与人心贯通起来，并使心力的作用，落实于经世纬国之大业了。 

　　宇宙之真理虽然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但有偏全之不同。据此，毛泽东在《论学书》中又提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这就接触到了儒家思想特有的圣人观问题。 

　　如何成圣，是历代儒家反复讨论的话题。孔子把圣人看成与天同样伟大，同样崇高：“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把圣人从想象的天国接回人间，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确立了“圣人可及”的思想。曾国藩继承孟子的思想，作《圣哲画象记》，开列了32个圣哲名单。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一一笔录。其中“文周孔孟”、“周程朱张”是内圣的典范；“葛陆范马”是外王的表率；“班马左庄”、“韩柳欧曾”、“李杜苏黄”是词章的圣手；“许郑杜马”是考据的专家；“顾秦姚王”是清一代学界的宗师。曾国藩说：“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①  可见无论从义理、考据、辞章入手，条条道路都可以超凡入圣。切诫广心博骛，浅尝即止。 

　　毛泽东对圣哲的类型，也作过分析。他在《讲堂录》中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②“传教之人”即所谓“内圣”一途。“办事之人”即所谓“外王”一途。在毛泽东看来，内圣与外王是本末体用的关系。至若考据、词章，他似乎并未看作圣门的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