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被刺真相：架空孙中山被革命党暗杀(3)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从常德来到长沙，当天下午在由湖南都督谭延闿出面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据《长沙日报》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中报道，宋教仁谈到了自己与谭人凤（石屏）、陈其美（英士）、黄兴、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却绝口不提与辛亥革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孙中山。第二天即1913年1月9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提到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的孙中山时，给出的更是有所保留的负面意见：“前孙先生发表六大干线，有赞成者，有待筹商者，但是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到了1913年7月8日，以宋教仁之死为借口极力发动“二次革命”的陈其美，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同样否定了孙中山以及黄兴与辛亥革命之间的直接关系：“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

　　十年后的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的演说中，依然在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阳奉阴违地架空虚置的难言隐痛：“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自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宋教仁的汉口演讲

　　据前述《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介绍，宋教仁在1913年1月8日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除了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重点介绍同盟会及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的缔造之功外；又像此前所写的《与刘羹臣书》一样，把“政局之事”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全国大选之后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

　　“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

　　这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第一次以当仁不让的排他性态度，公开表示要由国民党出面组织全国大选之后的第一届“正式政府”，也就是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下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在1913年2月1日的《与国民党诸公书》中，刚刚抵达汉口的宋教仁，便开始以候选总理的立场态度，迫不及待地为所谓“正式政府”的“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进行考虑。2月10日，宋教仁在汉口国民党湖北交通部欢迎会发表演说，被2月13日《民立报》以《宋遯初之危言》为标题公开刊登。宋教仁在演说中所阐述的，正是《与国民党诸公书》中的主要观点。

　　关于内政，宋教仁基于候选总理的立场批评说：“夫内政亦多端矣，而其重要者莫如财政。中国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今日对于此种问题盖全未着想，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

　　关于外交，宋教仁更是以唯我正确、舍我其谁的极端态度，点名斥责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重大失误：“溯自去岁三四月后，库伦事起，桂太郎往俄缔结第三次协约，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

　　与宋教仁认定“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的高调否定不同，孙中山在1912年11月16日发给袁世凯的密电中，所提供的是完全相反的外交建议：“俄蒙之举，不过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备以博功勋，实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对此事以迁延为第一办法。”

　　“一二好大喜功之徒……以博功勋”，既是孙中山对于勾结俄罗斯政府宣布独立的一些蒙古王公的定性；同时也不失为对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定性。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于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更加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等待他的是1913年3月20日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谋杀。

　　宋教仁的“英而不雄”

　　1913年4月2日，谭人凤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哀宋教仁辞》，其中介绍说，几年前在日本东京，他与专门看风水、算命相的阴阳家给宋教仁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辅”的好命相。没有想到“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遭受袁世凯的悬赏通缉，于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已经公开承认“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的谭人凤，依然在《石叟牌词》中结合着《易经》八卦的推演，写下了他所见证的革命传奇。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叙”中，谭人凤回忆说，由于宋教仁迟迟不肯前往武昌，他自己不得不于1911年10月8日带病前往，等到他与居正赶到武昌时，已经是10月13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第四天。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早在三天前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接着写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谭人凤之所以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把由“雄而不英”的黄兴充当新政权中的第一号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当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当成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种。依据当时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其美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疑点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其美等人。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的今天，这些并不十分复杂却一直被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的历史事实，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澄清和还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