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被刺真相：架空孙中山被革命党暗杀(2)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收录有宋教仁落款时间为“二月一日夜”的《与国民党诸公书》，并且在注释中介绍说：“本文原载于日本杂志《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3号。录自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由此可知，宋教仁的这封党内通信，当年并没有在国民党内部的诸多报刊公开发表，反而流传到日本刊登了出来。与前述宋教仁《与刘羹臣书》相一致，这封信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宋教仁1913年1月31日由长沙抵达武汉的具体行程：“昨日始抵汉上，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然后当赴东京，以医宿疴耳。……弟勾留数日即东下，如有赐复，请寄沪上为盼。”

　　其二，国民党通过全国大选组织议会政党内阁，以便与袁世凯当局实现宪政民主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的大政方略：“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张政党内阁。”

　　其三，一心一意想通过全国大选而出面组织第一届“正式政府”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以候选总理的立场反对大借款的政治态度：“大借款事，条件吃亏不少，乃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当品之盐，今年七八月以后，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条件吃亏，又当如何？不知又将何物抵当？政府只顾自家目前，不顾正式政府以后之计。此种借款，鄙意不如径反对之，免其任意挥霍，且可使将来正式政府可借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亦不知尊意以为如何也？”

　　其四，这两封书信中的“与克强商议一切”和“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所凸显出来的是最为关键的一条信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国民党内部“商议一切”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客居上海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而是刚刚由武汉前往上海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宪政框架之内的同样要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是宋教仁当年既真实又明确的政治谋略。

　　宋教仁对孙中山的架空虚置

　　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中山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在1910年12月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判断，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与他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石屏）联络陈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杨谱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且致力于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各派力量的反复较量，宋教仁所预期的“代表汉族抵制满族”的“真正的大首领”，最终落实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而“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的“新人物”，也初步锁定在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自己身上。但是，由于同盟会中部总会并没有公开与同盟会东京本部，以及谭人凤所谓“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的孙中山划清界限；从而给没有为辛亥革命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孙中山，先以同盟会总理资格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接着又出任国民党理事长，留下了可趁之机。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在全国大选之后，代表国民党出任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总理职位的宋教仁，便采取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在宪政框架之内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的政治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