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 当老师，就是为学生指引方向

袁隆平在查看水稻生长情况。新华社 发

2018年11月22日上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院士接受未来科学大奖委员会送来的奖杯和证书。(资料图片)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田超 摄

超级杂交水稻。(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袁隆平，男，1930年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先后荣获国家发明特等奖、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20多项国际国内奖励，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去年底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早年在安江农校任教。1971年调到湖南省农科院工作。培养硕士、博士数十名。多次到美国等讲学和传授技术，主持举办国际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班50多期，培训来自亚、非、拉美30多个国家的学员2000多名。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胡宇芬3月，海南三亚的“南繁”基地里，杂交水稻享受着暖阳，为丰收蓄积能量。

　　89岁的袁隆平院士，像往年一样，冬去春来相伴在这里。弟子们来到三亚，总要抽空去看望“袁老师”。

　　“这次袁老师拉着我讲了好久，还高兴地告诉我体重又增回来了。”邓启云研究员是袁隆平院士的第三位博士研究生。

　　66年前，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到安江农校任教。他还记得，当时在长沙停留时，先跑到湘江里畅游了一番，再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把小提琴才赶去上班。“那把小提琴，后来送给了班上的文体委员李俊杰。”

　　半个多世纪过去，萌芽于那方偏僻土地的杂交水稻研究，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昔日的偏远山区教师袁隆平，也早已走到了世界杂交水稻界的高峰，依旧不变的，是孜孜不倦传道授业的情怀。

　　“您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面对记者的探寻，袁隆平说了简简单单一句话：“当老师，就是为学生指引方向。”

　　“你怎么走到目的地，是过河还是爬山，他不会具体管，但他会问你到哪了”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创新团队是我国对创新团队给予的最高荣誉。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是首个获奖的团队。其中，邓启云研究员、张玉烛研究员等团队主要成员都是袁隆平院士培养的博士研究生。

　　超级稻二、三、四期攻关的领跑品种Y两优1号、Y两优2号、Y两优900，是邓启云的杰作。《自然》杂志曾刊文评论Y两优900是“40年来杂交水稻育种的巅峰之作”。他笑着告诉记者：“这是形态改良结合杂种优势利用思路指导下的结果。当初袁老师要我走这条路时，我还纠结了好一阵。”

　　那是1997年上半年，邓启云考上了袁隆平的博士研究生。“当时袁老师安排我做野生稻高产基因分子育种研究，我非常愿意做这个课题，因为我以前没系统学习分子生物学，就想着这次把分子生物学学通。但国庆节后，袁老师要我改变方向研究杂交水稻株型遗传规律。这可是普通遗传学的范畴，我不愿意。就几次和袁老师讲不想改，可他不同意。”邓启云回忆。

　　“最后一次我跑到袁老师家里去讲了。他听了后说：‘你实在要做分子育种研究的话也可以咯，只是我不能指导你。’我当天想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跑到他办公室说愿意。”邓启云感慨，后来从育种的角度来看，老师的决定是正确的。分子生物学技术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与育种结合形成突破性成果还尚待时日。

　　为什么短短半年就要学生改变研究方向?原来，袁隆平有了新的灵感。

　　那年，袁隆平在南京考察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形态特别好的杂交水稻品种。回到长沙后，他一头扎进试验田里观察、测量了大量数据，写下了著名的论文《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提出了“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选育超级杂交稻”的学术思想。他希望邓启云回到常规育种的路上来，挖掘潜力。

　　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袁老师的良苦用心，张玉烛也时常感受到。

　　“袁老师不是那种很严厉的老师，但他提出的科研思路和要求很高。他指路要你去山的那头，至于你怎么走到目的地，是过河还是爬山，他不会具体管，但他会问你到哪了?”张玉烛说，“任何时候向袁老师汇报科研进展，无论有没有用、大还是小，他都会认真听你讲，并很快给出往前延伸的思路。”

　　“书本和电脑很重要，但书本上和电脑里种不出水稻”

　　研究杂交水稻，离不开试验田。

　　田里的秧苗和穗子都会“说话”。下田越勤，懂得越多。

　　“我带研究生，第一条，要下田。”对学生，袁隆平的最大要求不是分数。

　　80多岁的袁隆平还在下田。他美其名曰“下田好啊，看绿色，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弟子们讲，老师下田“有瘾”，自己不敢偷懒。

　　“我博士毕业后，开始申报国家科技项目。我想得到袁老师的支持和指导，便认认真真做了PPT，带着手提电脑到他办公室汇报。”邓启云回忆，“袁老师一听就兴致很高，听了一半打断我，说：‘不用讲了，到田里看去!’到田里后，袁老师把我种的水稻又看又摸又捻的。这个项目是我申报成功的第一个国家‘863计划’项目。”

　　辛业芸研究员多年担任袁隆平的工作秘书，也是他的博士研究生。“有次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来信，袁老师交代我拟个回信，他就照旧下田去了。不巧在田里碰上倾盆大雨。他借了别人的手机打电话来，开口就是一句英语‘This is Yuan Longping speaking’(我是袁隆平)。”说起这一幕，辛业芸还觉得乐：“袁老师太幽默了，他要考我英语，居然用这种方式!”

　　在袁隆平看来，实践意味着离真理更近，下田就是做研究的本分啊。

　　时光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袁隆平还是安江农校的遗传学课老师。

　　“我在班上成立一个科研小组，试图把课堂知识的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希望搞成一个高产的新作物。”袁隆平还清楚地记得各种稀奇古怪的试验，像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

　　第二年，袁隆平把培植的那些奇花异果所获得的种子种下去，却发现所获得的优良变异并没有遗传下来，和当时国内学界占权威地位的苏联专家的遗传学理论不一致。

　　这次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他回忆说：“从1958年开始，我觉得我还是应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路子，那才是真正的科学。讲课时我也偷偷地给学生们讲一些现代经典遗传学的知识。”

　　1966年，袁隆平发表里程碑式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开启了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技术研发的序幕。为了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这个关键的母本，他在两年内先后检查了几十万个稻穗，终于找到了6株。

　　“书本和电脑很重要，但书本上和电脑里种不出水稻。”学生们都记得袁老师在这个问题上的“执拗”。

　　“当你没有饭吃的时候，两个金元宝买不到一个馒头”

　　在袁隆平工作了30多年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有时会有农民带着禾苗上门来问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袁老师，就碰上了这一幕，他回答得好有耐心，就想帮农民提高产量。”张玉烛说，袁老师对粮食安全有一种使命感，不希望世界上有人挨饿。

　　去年，为了产量的事，袁隆平发了一回好大的脾气。

　　“三一工程”是袁隆平提出的新战略，即三分地产出360公斤粮食，养活一个人。准备项目申报材料时，张玉烛提出：水稻又要优质绿色又要实现高产，难度很大，是不是将高档优质稻的产量降低10%，把亩产1200公斤的目标调为1100公斤?另外一个专家补充道，优质稻卖得高些，收入还多些。

　　“袁老师把本子往地上一丢，说：‘我不同意，钱有什么用?当你没有饭吃的时候，两个金元宝买不到一个馒头。’他坚决不同意降低产量，而是要求我们在这个产量目标的基础上改进质量，实现绿色生产。”张玉烛说，这个要求好高，但不得不佩服袁老师的高瞻远瞩。

　　对高产的追求，早就刻进了袁隆平的骨子里。学生育出了高产品种，种出了高产示范田，他打心里喜欢。

　　“有一年，我育出了一个品种，每穗有8克重，大概有300多粒。袁老师专门去田里看稻子，还给我起了个外号‘邓八克’。后来，他还在电视台公开讲我外号的来历。”邓启云笑着回忆。

　　设在云南个旧的超级杂交稻百亩示范片，连续3年产量突破16吨/公顷的攻关目标后，2018年又突破17吨/公顷的攻关目标。项目主持人辛业芸感慨道：“我的科研能力也是被袁老师逼着长进的。他多次跟我讲，莫做秘书了，搞科研去。”

　　这些年来，袁隆平拿出自己的部分奖金设立了“袁隆平农业科技奖”。最新一届获奖者中，首次出现了外国专家的名字，其中就有印度专家伊希·库玛。

　　30多年前，伊希·库玛来到湖南参加了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听过袁隆平的课。后来，他育成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占据了印度杂交水稻总面积的50%。印度，成为了杂交水稻种植的第二大国。

　　■手记

　　传承胡宇芬袁隆平院士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带领团队一次又一次创造了世界纪录，并将杂交水稻推广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是位什么样的老师?这回，我换一个角度寻访他的足迹、聆听他的故事，原以为会发现一个不同的“袁老师”，结果，一切还是那么熟悉。

　　袁隆平院士的第一份职业是老师，在偏僻的安江农校工作了18年。他教过俄语，当过班主任，喜欢尝试新路子。为了让学生学好俄语，他甚至编了简单的相声用俄语排练，上台表演后赢得台下一片掌声。为了搞成一个高产新作物，他带领学生做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嫁接实验，当发现事实与流行的权威理论不符时，才知道自己被误导了很多年，毅然选择拥抱正确但非主流的遗传学理论，并在上课时偷偷讲给学生们听。这次在理论指导上的改弦易辙，为他念念不忘的“高产新作物”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可以说，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之所以会萌发于安江农校，就是因为有了袁隆平这样一位“不安分”的研究型老师。他热爱创新、尊重事实、不盲从权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当年那些被“袁老师”偷偷传授了非主流遗传学理论的学生，日后才会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勇敢!

　　这颗勇敢的心灵里，还有着一副菩萨心肠。特殊年代挨过饿、看过路有饿殍，让袁隆平深切体会了什么是“民以食为天”，也转化成他研究杂交水稻的最大动力。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已从温饱走向小康的今天，他还会为学生一句“降低产量指标”的建议大发脾气。

　　从安江到长沙，虽然指导的学生从中专生变成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袁隆平这颗“不安分”的菩萨心，始终一脉相承。

　　袁隆平主要在城市长大，却选择了学农。他曾在自传中回忆，这缘于从小产生的志趣。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带着参观了一个园艺场，有好多美丽的花，还有红红的桃子、水灵灵的葡萄……加上卓别林大师在《摩登时代》里演的一个伸手就有水果吃、牛奶喝的片断，更强化了他对田园之美、农艺之乐的向往。

　　当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研究杂交水稻想要找到理论依据时，他不由得想起大学母校的管相桓教授生前很推崇的鲍文奎先生，先后两次到北京拜访请教，并在鲍先生的指点下阅读了不少当时在下面根本无法读到的专业杂志，收获蛮大。鲍先生有一次还亲自下厨，在家里招待了这位求知若渴的“编外学生”。

　　“当老师，就是为学生指引方向。”当袁隆平院士在心中就是这样评判好老师时，原来，还有一种传承也遵循着自己的路径，默默地延续下来。

　　■评说

　　袁老师是大科学家，但不是一天到晚像个学究，他要我们多才多艺，说现代人要会英语、开车、电脑，一门门逼我们学。

　　袁老师的方法也好特别，哪怕是一句话，也蛮受益。得知我驾考倒桩考试心里没底，他就说：“你早点去，看别人如何搞的。”然后说了一句英语，意思是大事放轻松，小事不放松。他买了摩托车后觉得好，就把我们带到市场买摩托车，然后他自己就开车走了。如何骑回去，自己想办法。他给我看好了一台红色的，好像钱都交了，我从此成了有车一族。后来我去换了一台别的牌子。有天他突然问，你那台红的怎么成了蓝的?其实他对你的点点滴滴都记得。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 辛业芸袁老师是杂交水稻研究的权威，他给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学习锻炼的平台。1988年我从安江农校调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当时还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课题组成员，但他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开会讨论问题，都让我们参加。有次讨论亚种间杂交稻籽粒充实不良的问题时，袁老师提出可能是水稻的营养物质输送管道不通畅的原因。会后我就想做个水稻维管系统的切片来看看究竟，做完实验后发表了论文，袁老师就在中心大会上表扬了我，当时很受感动和鼓舞。

　　——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邓启云和袁老师在一起，任何时候都能感觉到正能量。他以身作则，看着他做，你不做会有愧疚。像他平时在办公室，包括农历正月初一，经常看外文资料，还介绍给我们看。

　　袁老师心肠软，关心弱势人群，希望去帮着解决每一个实际问题。他喜欢买便宜东西，有次陪他逛商店，要我们赶快去买皮鞋，30元一双，结果买回来只穿了一两次，底是纸壳子做的。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玉烛最初袁隆平院士在我心中是一位国民英雄、超级明星。后来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从此，对我来说，袁院士不仅仅是以德服人的领导、受人敬仰的老师，更是慈爱的长辈。常常，我会在田边看见袁院士的身影在金黄稻穗的衬托下熠熠生辉。他看自己杂交水稻的眼神是有光的，那是对杂交水稻事业的深沉的热爱。身为年轻人，常常会为袁院士的工作态度和科研精神感到动容和鼓舞。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国际合作项目助理 朱虹瑾(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胡宇芬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