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半吊子”英文打天下 称值得较劲的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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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

　　自从18年前移居美国后，每到金秋时节，李泽厚都会回国小住几个月，看书、会友、品美食、与前来拜访的年轻人聊天，然后，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寂静而阳光充沛的洛基山下。

　　我的同事、“笔会”主编刘绪源与李先生相识已久，但近几年见面都因李先生匆匆的行程而未能尽兴畅谈，于是，在今年寒冬来临之前，他们相约北京，在一天半的时间中，分三次进行了近十个小时的长谈。而我幸运地全程见证了这次对话，聆听了一场丰富而充满智慧的哲学答问。

　　谈话地点约在了李泽厚位于王府井东厂胡同的住宅附近。每到约谈时间，李先生总是准时到来，湖南乡音未改，神清气朗，目光如炬，虽耄耋之年仍可推想当年风采。

　　窗外，秋风瑟瑟，落叶一地，从远处的王府井大街不时传来车马之喧，而屋内的人则伴着清茶，沉浸在思考与问答之中，从哲学到美学，从康德到马克思，从人性、情感到中国传统，从大学时代到70岁后的自己……李先生谈兴甚浓，思维敏捷而锐利，语速极快，不时停下来凝神思索，时而又笑声抒怀，那笑声里有种从心所欲的通达气息，令人想起“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旧句。

　　“我是下过笨工夫的”

　　李泽厚对哲学的最初兴趣，要追溯到12岁那年的一次“精神危机”。那年春天，他看到山花烂漫、春意盎然，却突然感到:“人是要死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人生之谜的追问霎时间击中了他，令这个忧郁少年倍感困扰与悲观。

　　“这大概是我后来对哲学感兴趣的最初起源，也是我的哲学始终不离开人生，并把哲学第一命题设定为‘人活着’，而对宇宙论、自然本体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不大的心理原因。”也是12岁那年，父亲英年早逝，李家自此家道中落，做小学教师的母亲勉强供他和弟弟上学，备尝艰辛。母亲重感情，而看轻名利地位，虽含辛茹苦却常常把“只问耕耘”挂在嘴边。母亲的人品与风范对李泽厚影响极大。

　　1950年，李泽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哲学系。虽然身在中国最高学府，他的大学时代却主要靠的是“自学”。那时刚解放，大学里许多课程还未开，冯友兰等哲学系教授还在“改造思想”，所以李泽厚没有上过中国哲学史课，只上过两年“联共党史”，以及由任继愈等四位先生合教的中西哲学，其中任继愈讲中国近代哲学，他听了半年。

　　李泽厚从大一开始就自己搞研究，有时逃课，有时上课看自己的书。他用老师任继愈的借书证借图书馆的线装书，每次借30函，要跑几趟才能全部扛走。有段时间他患上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

　　他找到一间废弃的屋顶阁楼，踢开门，躲在里面埋头做自己的事。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他在这间陋室里做了大量笔记。没有人知道他整天在忙什么，包括任继愈。他回顾说：“我最大缺点之一，是不喜欢问，总是自己摸索，走了许多的弯路。”

　　读大学时，李泽厚有时吃了早饭就进城逛书店，买一些很便宜的书，回到学校已经错过了晚饭时间，只得第二天早上再吃，一天只吃一顿饭。“所以我说我的胃肠很扎实，经过锻炼，能撑能饿，有便拼命吃，至今恶习未改。”李泽厚笑着调侃自己。

　　“后来有的人看我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他的第一个研究目标是谭嗣同，本以为很好研究，“当时看谭嗣同，人很重要，死得很早，书又不多，主要就是《仁学》，就投入进去了，结果吃亏了，他因为思想不成熟，观点相互矛盾。”稿子下了很大工夫，写了五遍，直到毕业才完成。多年后一个哈佛博士将其译为英文，十分佩服他分析得那么细。这篇谭嗣同论后来收进了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影响很大。

　　虽然承认年轻时“走了不少弯路”，但李泽厚至今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

　　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他同时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史，还摸索了一套独特的自学法，以此练就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功。“我看哲学史，同时看几本，读柏拉图，就同时看韦伯的、梯利的、朗格的，还有罗素的，看谁讲得最好。读亚里斯多德也如此，西方哲学史就这样学下来了。”

　　李泽厚说，康德和黑格尔对他影响最大。“他们两人给的不是论断，而是智慧；不是观点，而是眼界；不是知识，而是能力。”当年读康德《判断力批判》时“眼下一亮”的感觉，他至今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