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史学弊端的思考

　　近几年来，史学界有许多人在谈论“史学危机”，也有人说不是“危机”，而是“转机”。我们认为，“危机”是存在的，这决非危言耸听！现代史学的弊端在当代已日益显露出来，我们只有清醒地看到这些弊端，深刻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当代中国特点的史学道路，才能变“危机”为“转机”，当代中国的史学才会大有发展前途。 

　　笔者不自量力，欲在这方面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现代史学的弊端 

 

　　只要稍为细心的学者都会发现现代中国的史学具有如下突出的弊病。 

 

　　一是研究领域狭窄。众所周知，建国前，“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已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在建国后50年代和60年代，又增加了“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历代的土地制度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三个重点课题，这五个课题被誉为“五朵金花”，成为整个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中心。可以说，这“五朵金花”一直到80年代仍未在史学界失去它的魅力。当然，80年代也有时代的敏感者不满这种史学研究固守原有阵地的现状，力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数量太少，影响极微。据有人根据上海《全国报刊索引》1987年2月号至1988年1月号“古代史”栏目统计，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论文将近800篇，其中属于新课题的研究论文，如社会史研究（家族、家庭、人口、婚姻、妇女等）仅17篇，约占2%；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3篇，约占0.4%；较为宏观的，诸如对社会结构的研究10篇，约占2%；对社会阶层或群体（比如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5篇，约占0.5%；对社会风俗（时尚、饮食、巫术等）的研究6篇，约占0.8%。其他大多数都是传统题材，甚至有相当多重复的课题。[1]当然，传统课题并非不要研究，但是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集中到这一狭窄领域，这不能说是很妥当的！而且，时代的发展对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而史学研究却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远离了时代的中心，这不能不使人们对史学产生一种“危机”感。 

 

　　二是价值观念简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简单地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评判一切历史。例如对每一位历史人物，都从阶级出身、阶级属性、阶级作用等方面予以剖析，以至把活生生的历史变成为单纯的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而历史人物也都成为阶级斗争规律的人格化。有人曾形象地概括说，在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起初是一条红线，后来是红布，再后来则变成上下五千年一片红彤彤！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另一方面，在对历史功过的评价上，常常用简单的二分法界定生动活泼的万千气象。比如，在政治态度上，分为革命和反动；在对外关系上，分为爱国和卖国；在社会发展上，分为进步和倒退等等，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可以说在历史研究中比比皆是，它导致史学家在历史评价中往往走向极端，要么盲目地大肆颂扬，要么粗暴地全盘否定！这种简单的评价方法固然省事，但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实际上，社会的发展是多种“合力”运动的结果，历史则是五色斑斓、多姿多彩的画卷，仅用两支彩笔是绘不出这幅壮美的画图来的。进入80年代，一些史学家开始意识到这种不足，企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张采用“阶段论”的评价方法。例如，有人认为，左宗棠在1860年至1873年，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在1875年至1880年，则又是收复新疆失地的“民族英雄”等等。这种评价，固然较以前有所进步，但从评价人物的观念模式上说，似乎仍未摆脱二分法的简单框架。

 

　　三是研究方法原始。由于阶级斗争观念的绝对化导致历史研究方法的原始简单，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历史事实进行考据，目的是为“如实地再现历史”。然而事实上，任何历史的再现离不开历史学家主体的介入，即离不开历史作者解释。而历史作者本人解释多了，又恐没有权威性而难以使人信服。加之，时髦的政治潮流的影响，于是在史学论著中，作者便大量引录经典作家的话来代替自己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分析与评论。这样，史学研究的任务又演变为从广泛的历史联系中抽出一些事例，去印证和注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断——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些言论。从而使史学研究中的套话、八股腔随处可见。这又影响到文风。建国以来，史学论著无论在形式与文字表述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格式，造成千孔一面。同时对读者来说，多数历史著作缺乏生动性与可读性，这就大大影响了读者面，使读者日益对历史读物失去兴趣，从而使史学“危机”日益加深。 

 

　　二、产生弊端的原因 

 

　　现代中国的历史学诞生于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是它的大发展时期，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是它臻于成熟时期，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是停滞时期，进入80年代则是它遇到新问题即它遇到“危机”或“转机”的时期。由于这些时期阶级斗争激烈，政治运动不断，因而现代中国的史学，无论在研究课题的选择还是在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都不能不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 

 

　　首先，紧迫的现实斗争的需要，使历史研究的课题高度集中。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2]这个著名的论断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重要特性。实际上，重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所以，史学家对历史研究课题的选择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回答现实中的问题，满足现实的需要，这是时代赋予史学家的神圣使命。由于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在血与火的阶级冲突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必须以革命斗争的需要为宗旨，在课题的选择上，必须起到教育和鼓励人民，为革命大造舆论的作用。比如，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鼓舞人民的斗志，人们着重去研究历史上汉族人民抵抗异族压迫的斗争；为了论证农民在当时革命中的地位，人们着重研究历史上的农民斗争，并强调农民斗争的伟大意义；为了说明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着重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由此出现了如前所述“五朵金花”绽开的史学繁荣的局面，而且也确实起到了吸引人们去参加现实斗争的巨大作用。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人们没有看到这些课题研究所具有的阶段性或暂时性。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结束，时代的中心议题已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而我们史学界还在津津乐道、余兴未消地欣赏“五朵金花”，还在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传统课题上，这不仅违背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使史学研究于整个社会益处不大而遭到冷落，而且还会带来严重影响史学队伍成长的消极后果。因为对史学传统课题来说，其“境界国土”几乎已为前期史学家“开辟殆尽”，后人只能就局部问题、细节问题，“修修补补”而已。正象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凡一学术思想，“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常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  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辨”。[3]这种状况使史学界后来者成为史学大家者寥寥，而这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史学的发展和史学在社会上的声望。 

 

　　其次，现代中国史学理论的薄弱，导致史学价值观念的简单化。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史学家们无暇也没有条件精心构建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对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等史学理论的探讨均非常有限，因此，当中国现代史学家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以后，便幼稚地将历史唯物论当作史学理论本身而直接予以应用。又由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首先是为回答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历史事实而建立起来的，而在建国前，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阶级斗争以推翻旧社会，这样便使人们形成了“阶级斗争是唯物史观核心”这样一种带有时代色彩而并非完全正确的看法，于是“阶级斗争观念”便被用到历史研究的一切领域而被泛化，这种观念在建国后由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和以后数不清的政治运动的需要而被进一步强化，遂使阶级斗争观念在史学研究中由红线而红布而一片红。此外，人们在哲学观念上，通常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一分为二”，实际上这并不妥切，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哲学内容，它无法用“一分为二”这个词汇所概括。正由于这种哲学观念的影响，史学家在从事历史研究时，便满足于把研究对象分为两部分，甚至误认为在分析问题时，只允许把每一事物分为互相对立的两部分，而不允许把每一事物分为两个以上的部分。而事实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决不可能一律分解为互相对立的两个部分，每一个历史人物，除了功与过之外，还有大量非功非过或者亦功亦过的言行。因此，简单的二分法的价值观念，常常使史学陷入困境。 

 

　　再次，自我封闭造成史学研究方法的陈旧落后。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法门无二，不容分流。既不容许史学家创造总结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也不准介绍引进国外各种史学流派的史学方法，当国外的历史比较方法、系统方法、数学方法、模糊方法、跨学科方法、模型方法、假说方法、逆向考察方法等广泛纳入史学研究领域，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其影响日益扩大时，我们却把这些人类共同的文化果实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统统拒之于门外。然而，正象前面讲到的，我们的史学理论本身就很薄弱，于是我们只剩下两种史学方法可供采用：一是“考据法”，即对文献资料进行考据训诂，以图“复现历史”；二是“注释法”，即引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语录，用来说明某个原理。而后一种因政治运动的需要而把它发展到无所不用的地步，遂使整个历史被抽象成一种简单的公式，历史的丰富性、生动性因史学方法的简单被忽视乃至于完全被舍弃掉了。 

 

　　三、克服弊端的途径 

 

　　当今的时代是改革的时代、开放的时代。在这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每一个浪花都在不断地冲击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观念。历史学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这些浪潮自然也会扣拍他们的心扉，既然史学的“危机”在于现代史学研究的课题远离当今时代改革的中心、史学观念简单僵化、史学方法陈旧落后，那么，只有努力克服这些弊端才能摆脱“危机”，才能使史学跟上时代的步伐。 

 

　　其一，要大力拓宽史学研究的领域。为适应当前的经济建设和人们多种文化生活的需要，史学研究的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史、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政治制度史、宗教史、历史地理等方面来，以便给当代人贡献出更多的有益的东西。即使是传统的课题，也可以作有益于时代的新的开拓，如对农民史的研究，过去总是集中在农民战争史方面，几十年来一直围绕农民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失败的教训以及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农民政权的蜕变等问题反复争论，实际上，农民史的研究范围非常广阔，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的变化，农民的宗法观念与社会结构，农民的思想、文化、宗教、伦理等。在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加强对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立体研究，将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其二，要努力更新观念。首先要纠正把历史唯物论等同于史学理论的偏见。历史唯物论是人们的总的指导思想，但它不能包揽或者代替各个具体学科理论。因而必须尽快建立起适合当代中国特色的史学本体论和史学认识论。其次是要克服阶级斗争绝对化的观念。马克思早就讲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又集中表现为阶级关系，然而社会关系毕竟是比阶级关系更为广泛的概念。社会关系包含了阶级关系，而阶级关系却不能包含全部社会关系。因此，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除看到阶级关系的影响外，还要看到非阶级因素，如生态环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心理、人物性格以及偶发事件对历史的影响，这样的评价才会全面和中肯，这样的历史才会丰富多彩和有血有肉。最后，要跳出二分法评价历史的思维框架。不要把任何历史人物都简单地分成革命的和反动的，任何历史事件都划成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非此即彼，非红即黑，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样下去，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会永远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由于历史研究者的阅历、知识水平和观察方向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所难免。例如，近几年史学界对“洋务运动”讨论很热烈，争执的焦点是这个运动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然而争论的双方立意的角度却不相同，主进步运动者从经济角度出发，主反动运动者则从政治角度出发。这样双方永远不会有一致的看法。实际上，我们应提倡多角度、全方位考察的原则，否则，史学家得出的结论就不会全面，也难以令人信服。 

 

　　其三，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要建立具有不同功能和层次的方法论新体系。要达到这一目的，可通过多种途径。（1）对我国古代传统史学方法进行深入发掘。我国是一个有着优良治史传统的文明古国，有许多优秀的史学研究方法可供我们择取和借鉴。（2）打开大门，虚心向国外学习，大量介绍和引进国外新的史学方法。国外近几十年来，史学正在进行深刻的变革，以弄清史实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史学，逐步被新史学所取代。这种新史学不仅继承了考证史实、判明真相的优良传统，而且更加强调史学的理论性、解释性和应用性，由此，各种史学新方法便应运而生，诸如比较研究法、心理分析法、区域研究法、家庭重组法等等，随着研究手段的革新，也把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我们不借鉴国外史学的经验，不吸收它们一切有益的东西，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世界史学的发展潮流，那么，我们的史学要改革，要发展，也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为解饥渴或为赶时髦而将国外所有的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予以生吞活剥，而是应该取我所需，用我所缺，同时把引进的东西完全消化，纯粹变为自己的东西。（3）当今的时代是科学迅速发展的时代，时代对史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不仅只限于懂得史学知识本身，还需从现代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民俗学、数学乃至自然科学中吸取各种营养，得到各种科学方法的训练。（4）要继续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史学领域，要允许有不同的史学思潮、不同的史学流派的存在，同时更要鼓励史学家创造和使用不同的新方法去研究历史，从不同的新角度去评价历史。这样才能在新时代的史学园地里，真正出现魏紫姚黄，各展风采的繁荣景象！ 

 

　　注： 

　　[1]赵世瑜等，《理论、方法的困境与突破》，载1988年第3期《史学理论》第5—6页。 

　　[2]转引自司马卒：《从“五朵金花”的枯落谈起》，见1988年3月23日《光明日报》。 

　　[3]转引自徐天：《史学，“危机”何在？》，见1988年第3期《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