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反腐败思想中的辩证法

　　恩格斯说过：唯物辩证法是“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1]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创造性地将这一“工具”和“武器”运用于我国的实际，极其透彻地剖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诸种矛盾，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时期反腐败问题上，他深入浅出地阐发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处处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少数和多数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与此同时，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也一度有了滋长蔓延。我们的党风究竟现状如何？我们的廉政建设究竟现况怎样？对此，人们有着种种不同的评价认识。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极力夸大共产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攻击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腐败”，以此作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借口。国内也有不少群众，甚至不少党员干部对此有着种种糊涂的认识。小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此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指出：“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2]他认为，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纠正了“左”的路线下发生的种种不正之风，平反了冤假错案，制定了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广大群众拥护我们党的路线和领导。“经过多次重大斗争的考验，证明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就全党和干部队伍的整体而言，腐败分子、经济犯罪分子毕竟只是“少数”，广大的党员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同时，小平同志又特别着重指出，近年来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长蔓延，愈演愈烈，腐败的面和总量已大为增加，“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尽管就全党、全社会来说，腐败分子、经济犯罪分子还只是少数，但其腐蚀作用特别大，已经或正在侵蚀着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严重地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决不可低估其危害性：“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3]他告诫全党，如果再不抓反腐败斗争，“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待”。 

 

　　既要看到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又要看到党的主流是好的。这就是小平同志对我们党的党风和干部队伍的基本分析和估计，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的、全面的而又辩证的分析。这样，就既回击了国内外敌对势力蛊惑人心的“共产党腐败论”，澄清了关于党的种种错误看法，又警醒我们全党，要高度重视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严重性，要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战略的高度，作为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 

 

　　两手抓的关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如何认识处理反腐败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小平同志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和娴熟的辩证法，对此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反腐败战略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是全国一切工作的大局。1980年元月，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显然，反腐败斗争也不能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孤立进行，而“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否则，反腐败就失去了前提、物质基础及其应有的意义。 

 

　　1982年4月，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清醒地洞察到了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的趋势，提出要认真地抓反腐败斗争，并指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4]这里，小平同志不但谈到了打击经济犯罪，惩治腐败对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作用，而且提出了“两手抓”，这是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反腐败战略方针的第一次表述。此后，小平同志又在各种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两手抓”这一方针，并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充实、拓展其内容。 

 

　　1989年，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5]几天后，他又再次强调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要结合起来。”[6]显然对后一手的提法，在原有基础上内容拓展扩大了。同时，他总结前几年“两手抓”的经验教训，指出其明显不足是“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7] 

　　提出要摆正两手的关系，从而初步提出了“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1992年1月，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则更是明确地提出“这两只手都要硬”，可见，对如何摆正两手的关系问题，小平同志有了更加明确的回答。如果说他在1982年提出“两手抓”是科学的创造，那么，这次特别加上“两只手都要硬”，则是对这一战略方针的突出和深化，从而使其“两手抓”的内容更加全面、完善。在这次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小平同志还从另一角度阐明了“两手抓”的思想，“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8]。表达了他的坚定的信念。 

 

　　小平同志这些论述反映的思想十分丰富、深刻： 

 

　　（1）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论述“两手抓”这一反腐败战略方针时尽管使用的概念略有不同，但其内容阐述都是在“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战略方针的框架下展开的，可以说，“两手抓”的最高范畴是“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而“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一反腐败的“两手抓”则是作为最高范畴的“两手抓”方针在反腐败问题上的运用或具体化。 

 

　　（2）“两手抓”的基本内涵是一手抓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方面，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为反腐败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反腐败又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这两手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是辩证的统一关系。因此，那种把反腐败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在反腐败过程中，不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注意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服务，也是不对的。用小平同志的话说，“这就是两点论”。 

 

　　（3）既然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缺一不可，不能一手硬，一手软，而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坚持“两手抓”，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内与党外，抓“上”与抓“下”的关系 

 

　　在反腐败斗争中如何把握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小平同志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认为要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清除腐败，关键是在共产党内部，“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党内”，尤其是“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搞好党风。”如何抓好党风和廉政建设？小平同志又提出：“现在不正之风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1989年6月，小平同志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一次谈话中着重谈到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抓惩治腐败，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对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问题，小平同志主张特别要严，“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 

 

　　从上述所论可知，小平同志的思想非常清晰，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党内党外，关键在党内；上层下层，重点在上层，即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这是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拥有极大的权力，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主要由共产党员担任。而腐败现象就其实质而言是指权力的滥用，无论腐败表现为何种形式，归根结底，都是利用党和国家的权力或公共职位谋取私利。因此，纠正不正之风，惩治腐败，首先从党内抓起，首先从领导干部抓起，这就无疑抓住了重点，抓住了要害对象。按照辩证法，也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把领导干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推动全国反腐败斗争的发展。 

 

　　当然，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抓党内，并不是说就可以放弃党外；抓高层领导干部，并不是说就可以放弃一般领导干部；抓一般领导干部，并不是说就可以放弃一般干部，小平同志的观点是：有腐败，则反之，腐败问题“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正所谓抓重点而不放松一般，这也是辩证法。 

 

　　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关系 

 

　　腐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存在不仅是现实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在我国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影响，受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和法制的发展程度、教育和思想道德发展程度的制约，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还有其土壤和条件，其消亡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实行改革开放，有利于我们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但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也会乘机而入。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其商品交换原则、价值观念等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因此，小平同志多次告诫全党：“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彻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 [9] 

 

　　反腐败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长期性并不是一根延续的直线，而是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在长期的反腐败过程中，包括着前后相继的许多阶段。小平同志主张，在一定时期，可以抓住影响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群众意见最大的突出问题加以治理，“从具体问题抓起”，“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10]尽快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进行的“ 经打”、“严打”、“清房”、“治理三乱”等，就是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阶段性的要求实施的，均取得了成效。把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统一起来，这是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客观要求。 

 

　　反腐败斗争既要长期抓，坚持不懈地抓，又要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力量进行“惩治”，并取得成效，这就是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反腐败斗争步骤的基本思想。反腐败斗争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一定阶段，反腐败斗争又要达到一定的目标，不断地取得阶段性成果，使反腐败斗争一步步深入下去。阶段性任务服从总的战略任务，总体的成果又寓于阶段性的工作之中，这就是长期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 

 

　　治标与治本的关系 

 

　　腐败现象一般来说是以违反党纪和国法为特征的，对腐败行为若不进行坚决的查处，党纪就会受到*踏，国法就会受到蔑视，腐败就会象瘟疫一样污染全党，毒害整个社会。因此，小平同志主张对涉及腐败的人和事进行坚决的查处，“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11] 

 

　　但是，小平同志从来就不是孤立地主张查处腐败，而是联系地、多层次地思考和处理问题。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小平同志认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是“要*思想教育，更要*法制”。小平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因此，要针对新时期的现实情况，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法制观念和纪律观念的教育，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教育等等，“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2]只有这样，才能在思想上筑起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防线，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 

 

　　反腐败“要*思想教育，更要*制度”，在“思想教育”与“制度”这两者之间，小平同志更强调“制度”。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分析了中国的历史条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这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纠正搞特权、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也是如此，“既要解决思想问题，更要解决制度问题”，过去由于没有从规范和制度上加以解决，所以不正之风虽然“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13]同时，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律，必然要搞人治，领导人的话就是“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或领导人改变了，“法”也随之改变。只有从法律制度上解决问题，才能做到“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4]因此，小平同志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5]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在搞好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更要*制度和法律，这才是治本的办法，长远的办法，因而也是*得住的办法。这是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新观点，是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思熟虑提出来的。它告诉我们，在反腐败的斗争中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治标时不忘治本，在治本时不忽治标，标本兼治。 

 

　　当代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是由一系列内外矛盾所构成的，小平同志以其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加以解剖，敏锐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其中诸种关系的辩证法，这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有着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 

 

　　第一，奠定了我们党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思想理论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必将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引起各种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消极腐败的现象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滋生蔓延。要不要开展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等等，小平同志力排众议，对此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从而形成全党全国的共识，从而奠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明确了新时期反腐败的战略方针。小平同志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出发，克服“左”和右两个方面错误认识的干扰，创造性地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这是小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十分精到之处，也是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极富特色的魅力之处，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党的“十四大”已将其列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方针，“十五大”再次重申之，这对于我们深入开展反腐败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三，揭示了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方法论原则。如：从领导干部抓起，从具体问题抓起，从思想上防范，依*法制等等，这是小平同志对在新形势下反腐败的方法和途径进行孜孜探索的成果。这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认识和处理反腐败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必定会有着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6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40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4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4页。 

　　[7][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164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3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