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辉：民间文化遗产的守护人

国家一级编剧孙文辉简介>>

　　孙文辉，国家一级编剧、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湖南谷雨戏剧文学社社长、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他为人低调、平和。在湖南戏剧理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很有造诣。

　　6月初，长沙依旧细雨霏霏，在小吴门一家颇具文化气息的茶吧里，孙文辉与记者侃侃而谈。

　　博览群书

　　1964年，16岁的他到益阳县茈湖口公社插队，当了知青。11年的知青生活为他日后的戏剧创作奠定了基础。他编写第一部戏《一块银元》，是根据一本小人书加以改编创作的中型剧，上演之后，其忆苦思甜的剧情哭翻了乡下的婆婆姥姥。其后他又凭借一部轰动全国的曲艺作品《硪歌嘹亮》，走入全省重点工农兵作者行列。

　　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他开始文艺创作，有诗歌、曲艺、小说、小戏在公开刊物上发表。70年代他创作的曲艺作品《硪歌嘹亮》、《斩阎罗》、《骨肉难分》等参加全国、全省曲艺会演，并累累获奖。80年代，其贴近时代、贴近现实的中篇小说《和合缘》、《未婚的父母》问世并获好评。1975年底，孙文辉被调入益阳县花鼓戏剧团，从事专业戏剧创作，由他编写的剧本《浪子吟》、《家住长沙快活村》、《村官是个堂客们》、《作田汉子也风流》、《花落花开》等分别获得省、国家级优秀剧作奖。

　　孙文辉的进步，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进修。这是上海戏剧学院办的第一个戏曲编剧进修班，教师是享誉全国的知名学者陈多、余秋雨、叶长海、陈西汀等。他说，除了能在课上得到各位教师的指导，上戏的图书馆也是他汲取的知识宝库。当时图书馆的馆长是长沙人，因为与他是老乡的缘故，便允许他自由进入书库看书。“上戏图书馆的专业藏书十分丰富，每本书都附有一张借阅卡，谁借了这本书，卡片上就有谁的签名。我惊讶地发现，图书馆里的书每一本的后面都有余秋雨的签名。这个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余秋雨成为享誉中国的学者，我觉得这与他博览群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有关。”

　　从此，文、史、哲、经等无论哪方面的知识，孙文辉都愿意接触了解，博览群书为他理论素养的提高以及事物表象的考察和事物本质的探求奠定了基础，也为他以后的戏剧理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前瞻意识

　　1984年孙文辉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期间，写过一篇文章《戏曲已近尾声》。他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戏剧”，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属于农耕文化范畴的“板腔体戏曲”艺术形式即将谢幕。

　　他说：“那年头，戏剧理论界已开始关注和思考戏剧的现状。‘未来戏剧’的讨论，‘戏剧观’的争鸣……沸沸扬扬，很是热闹。戏剧学院当然是颇为敏感的地方，学院院刊《戏剧艺术》编辑部在我们班上组织了一次‘戏曲的现状与未来’小型研讨会。我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不久，《戏剧艺术》发表了一组关于座谈会发言的短文。我的《戏曲已近尾声》发言稿也在其列。”

　　这篇主题鲜明、提议大胆的文章，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收录转载，惊动了中国戏曲界。当时的戏曲界还沉浸在“繁荣”与“振兴”的陶醉声中，孙文辉因此被认为是“戏曲消亡论”的代表。

　　孙文辉说，其实，对危机最为敏感的人，才是对事业最忠诚的人。他带着戏剧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开始了深入的研究。为此，他花1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专著《戏剧哲学》。此书出版后，他的导师陈多评价道：“文辉颇富创见的理论著作《戏剧哲学》虽只匆匆翻阅一遍，已觉得是珠玉满眼，很有启发，因而为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以为这正是‘十年辛苦不寻常’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余秋雨教授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在我国当前的戏剧研究领域，这是一本带有归纳性和创建性的简要戏剧学著作。它的立论和对相关学术资源的汇集整理都高出一般的同类作品。”

　　《戏剧哲学》的研究与出版，使孙文辉对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清醒的理性认识。

　　孙文辉说：“我当年所提出的戏曲已近尾声，只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戏剧，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所谓的‘戏曲危机’，从本质上看，都只是戏剧范围内传统的变迁，戏剧的改革、嬗变……作为积淀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戏剧文化，毕竟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在文明的转换中任它衰亡消失。如果戏曲真的消亡了，这将是人类文化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这一代人将是戏剧历史中的千古罪人。”

　　就是这个原因，使孙文辉成为湖南最早的传统戏剧申遗专家之一。

　　遗产使命

　　除了传统戏剧，孙文辉也开始关注湖南的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

　　2005年由30余位各门类专家组成的“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立，孙文辉成为了专家委员会的首批成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这项工作既有较强的实践性，又有更强的学术性。孙文辉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存丰富的地方，往往是经济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这些地方资源丰富，但人才和经费都相当困难。帮助他们厘清项目的历史渊源、挖掘项目的文化内涵、寻找项目的保护价值，并促进他们成功申遗，使之成为省级和国家级代表性项目，我们需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个人的牺牲。

　　在一个边远的山寨保存有非常原始古朴的傩戏。有的学者为了获得外国研究部门的资金，擅自改变了它的演出装扮；有的专家为了促进旅游对它加以发展，在比较单调的场面上加“四龙套”伴舞。这种“保护性破坏”改变了傩戏的原始本真，使它存在的历史研究价值荡然无存。孙文辉十分着急，几次指导当地的保护主体，制止这种做法。

　　近年来，孙文辉参与各地非遗项目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一些重大保护规划的制定，全省非遗保护工作的考察督查，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授课等，走遍了湖南的三湘四水。同时也为两部专著《巫傩之祭——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草根湖南——湖南民族民间文化解读》的出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孙文辉对湖南民族民间文化有着全面的掌握，在他撰写的《湖湘文库·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前言》中，根据文化个性将湖南省划分为五大文化区域，分别是：湘北洞庭文化圈、湘东至湘南的湘江文化圈、湘西北武陵文化圈、湘中梅山文化圈和湘西南雪峰文化圈。不少学者和政府人士认为：湖南“五大文化圈”的划分，对于了解湖南文化，推动湖南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切实而重大的意义。

　　今年初，“第二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活动”之一的“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在台湾举行。孙文辉作为湖南省唯一的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活动。他说：“几十年来，两岸文化曾处一个误解、排斥、敌对、互殴的状态，随着进一步的开放与交流，这种隔膜已经被打破。我们本是同根共祖、血脉相承，我们的文化更是连根同源、基因如一。文化论坛上的对话，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相互找到阔步前进的方向和路径。”

　　通过两岸的文化交流，孙文辉认为：文化自觉来自对文化的理解，对传统的敬畏和对前人的尊重。这种理解、敬畏和尊重出于国人的文化良知。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如果缺乏文化良知，就可能以文化的借口，谋求一己的私利，最终毁掉濒危的传统文化。

　　孙文辉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以往陌生而拗口的概念，现在已成为社会认知度极高的词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延续民族的灵魂和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