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忆毛泽东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苏少壬，原题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时光》

　　毛泽东阅文读书不断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革”的大乱进而大治，发动之初并没有想到时间会拖得那么长。1967年他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说，“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召开九大。但事与愿违，1969年4月九大过后，运动愈演愈烈，局势的发展他已难以驾驭。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那几天毛泽东一直睡不好，也很少说话。1971年冬天以后，大叶性肺炎等疾病时轻时重地一直困扰着他。1972年1月13日，肺心病发作，高烧、严重缺氧，突然休克。抢救过来后，他的听力逐年减退，继而又双腿浮肿、步履艰难。1973年眼睛白内障，视力急剧减退，他讨厌摄影灯光在书房里闪动，限定摄影不得超过3分钟。1973年8月，召开党的十大时，他勉强参加，预先从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搬进人民大会堂118厅暂住，以便在代表们进场之前先扶他坐于主席台上，免得让人看出他的健康真相。会间他无法独自起立，散会时本应全场起立鼓掌欢送他离开，只好改为所有代表离开之后再由人扶他回到居处。

　　1974年冬天，毛泽东吞咽有困难，需人喂食，除患有老年白内障和运动神经元萎缩症之外，又患上肺心病、冠心病和血中含氧过低症。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指着自己的头说：“这部分很正常，我能吃能睡。”又拍拍大腿，“这部分不大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另外，肺也有点毛病”。12月2日，在会见美国总统福特、国务卿基辛格时，他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我与上帝有个约会，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

　　1976年春天，毛泽东病情危重，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心肌梗塞，虽都经抢救脱险，但身体从此愈加虚弱。5月12日，他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由张玉凤和孟锦云（原空政文工团舞蹈演员，后为毛泽东护士）搀扶着先到游泳池接见大厅等着客人，客人在华国锋陪同下来了，他刚站起来同客人握手，却一下跌坐椅上。5月27日，他以极大的毅力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讲话的声音小而含糊，要由他的侄女王海容听清楚后先译成普通话，再译成英语。6月，在住处同华国锋等谈话，他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病情严重，毛泽东依然既不愿意吃药也不愿意打针，坚持“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抵抗力，不靠“外援”——打针吃药，几经医生劝说方才同意插鼻饲管。

　　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心脏病又一次发作，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由北京医院、阜外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305医院、北京同仁医院选派专家和优秀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负责救治。病情如此危急，他还向工作人员索要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弥留之际，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轮流坐镇病房。一次，当叶剑英站到他的病床前，见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动动手臂、翕动嘴唇好像要对叶剑英说些什么，但说不出来。叶剑英紧握他的手，又急又悲，伫立良久方才退回。

　　毛泽东的卫士兼理发员周福明回忆说，9月8日他还用铅笔在其为之端着的纸上划了3横，又在床头点了3下，周福明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他点头。三木即当年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当时正参加日本大选。病重的他仍然关注着三木的动态（见《读报参考》2008年4月中第61-62页《毛泽东“三大卫士”之周福明》）。

　　孟锦云回忆说：9月8日晚7时10分，他对她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见《中外文摘》2008年第四期第41页《陪伴毛主席度过最后一刻》）接着昏迷、血压下降，使用药物都难以维持。9日零时4分，他的口鼻抽吸了两下，血压测不到。零时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零时10分，这位伟人走完了他非凡的一生！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回忆说：根据医疗记录，前一天——8日，医务人员几次将他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他精神稍好，还坚持要批阅文件、读书，前后阅读了11次，阅读时间合计为两小时50 分钟（见李敏著《我的爸爸毛泽东》第353-354页，辽宁出版社，2001年）。9月8日一整天，毛泽东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孔插着鼻饲管，视力又早就不好，想来文件和书都是由工作人员托着给他看或念给他听的。

　　而窦应泰在《党史博采》上发表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晚年痼疾》一文中也提到：“9月8日入夜不久，毛泽东感到心脏不适。医生们赶来之后，急忙把一枚氧气管小心地安放在他的鼻口处，几分钟后毛泽东的呼吸恢复正常。但他从此便陷入长久的昏迷中没有醒来。”9月11日夜，毛泽东的遗体运出中南海，20日凌晨转移到769地下室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