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长沙是不是当时“一线城市”？

2004年，在黄兴路步行街和坡子街交界处，发现这处大型的木质结构南宋涵渠。原属于汉唐百姓里坊的坡子街，因商品贸易的繁荣，城市建筑发生变化，建设了南宋高规格的官修饮水涵渠。后由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复原设计木构涵渠遗址。图/记者常立军

人物故事纹铜镜。

花卉纹铜镜。

盾形双剑纹铜镜。 珍藏于长沙博物馆的宋代铜镜。供图/陈先枢

　　五行八卦纹铜镜。

　　宋代封建商品经济发达，已为世人所公认。在这一商品化浪潮中，封建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占有主导作用。当时已出现了著名的商业大都市如汴京（开封）、临安（杭州）。此外，苏州、成都、鄂州、泉州等也堪称当时的大城市，人口在四五十万以上，其当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而湘江之畔的潭州，也已位居先进城市之列，居民数量在20万以上。《元丰九域志》就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潭州（长沙）位列其中，其他5处是：汴京、京兆府（西安）、临安、福州、泉州。北宋诗人张祁在《渡湘江》诗中生动地描绘了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春过潇湘渡，真观八景图。云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

　　制镜业名牌意识萌发，有商标式说明、售价

　　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夜市的解禁，城市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北宋时的开封已有6400多家大中型商户，还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工商与居民杂处，面街而居。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史的一次大变革。在这一大变革中，长沙的商业贸易也迅速发展。宋代长沙仍旧是南方著名的米市、茶市。当时，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据《宋朝事实类苑》卷62《风俗杂志》记载：“长沙人常自吒吾州有三绝，天下不可及。猫儿头笋，一枝重秤；敖黑潭取鱼，一网逾千斤；巨舰漕米，一载万石。”从这长沙人引以自豪的“三绝”中，我们至少会有这样的印象：长沙一带物产丰富，尤盛产笋类、鱼类以及大米，而且造船业相当发达，能制造能载米万石的巨舰。生产这种巨舰的造船业，可以说是宋代长沙手工业的缩影。由于水上交通和航海贸易的日益发达，荆湖南北、江南、淮南、两浙等地，都有大型的造船场。湖南地区的造船业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末年，全国各地制造的漕运官船共2916艘，其中湖南地区的潭州280艘、鼎州240艘，可见潭州造船业规模不小。

　　宋代长沙的手工业，除造船业外，矿冶、制镜、丝织、造纸、制砚、制墨等都有起色，形成了一定规模和某些特色优势，并出现了雇佣制手工作坊，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有所加强。宋代潭州铸铜工艺的发达还体现在铜镜的制造方面。潭州制镜业的名牌意识的萌发明显先于其他地区，潭州作坊出产的铜镜，很多有“真”牌货等商标式说明，有的还注明了售价。长沙地区出土商品化铜镜中的名牌产品，其代表作有“潭州官场造”龟鹤人物镜、“河中符张家”铸造的莲塘小景圆形镜和寓居长沙“洪都”（今江西南昌）工匠铸造的人物故事镜等。潭州镜图形的内容和装饰题材广泛，装饰风格趋于古朴、庄严、纤巧典雅，最多见的有两种造型：一为铭文葵花像镜，一为钟形人物纹镜。

　　潭州是宋代有名的产纸地，其原料多样化，以竹、藤、楮为主，兼用大量的稻草、麦秆、桑皮等，为造纸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岳麓书院等在宋代刊刻大量书籍，是与当时造纸业的发展分不开的。造纸业为印刷业提供了条件，反过来，印刷业又刺激着造纸业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宋代雕版印刷十分发达，形成官府、书坊、私人刻印的多元化格局。毕升活字印刷术的伟大发明，更为印刷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可以想象，在印刷业发达的宋代，加上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推动，潭州的造纸业如虎添翼，其发展势在必然。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商税排第四，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

　　交通发达，商贸流通便利。北宋时，长沙与中原的联系主要是水路，如上供京都的物货均由水路运至真、扬、楚、泗州转般仓，然后分调船只溯流入汴京。湖南地区各地把物货先集中潭州，然后由潭州发运，沿湘江北上，至岳州，入洞庭湖，再由长江航线运至各转般仓，南宋时则送往江宁府。这是宋代潭州联系中原、两浙等地的交通干道。南宋时，还开辟了一条经由两浙路通平江府（今苏州）的道路。潭州与两广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灵渠。宋代以广西灵川、兴安二县令兼管修治连接湘、漓二水的灵渠，在兴安境内使灵渠通融水，导湘水主流注入融水。在此过程中，使用了较先进的斗门法，“舟一入半则复闸斗，俟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大大便利了潭州与岭南漕运和商旅贸易往来。此外，湘江沿线还建有码头、驿馆、递铺，把潭州与各地沟通起来，还有供农民出售柴草和饲料的草市，“通货”、“驿步”、“草市”三门由此而得名，这是潭州交通便利的写照。

　　商税大幅度增长。宋元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宋代税收在2万贯以上的有71座大中城市，其商品销售税要占全国商税额的36%。南宋初，全国财政收入不满千万，而“闽、湘、广三市舶司抽贡及和买可得二百万缗”，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潭州是商税增长较快的城市和地区之一。1077年（北宋熙宁十年），全国岁收1万贯商税的城市共计204座，而潭州在州城及各县商税为9.2万贯，比成都的8.9万贯商税还要多，更排在襄州、扬州、苏州、福州、广州之前，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潭州又是湖南地区商税最高的地区，仅酒税一项就达7.2万贯，其次是岳、鼎、澧州，商税额越高的地区商业经济越发达。

　　宋代士大夫视长沙茶叶为珍品，互相炫耀

　　随着交通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两浙、闽、广一带的商人涌入湖南进行贩茶、贩盐、贩米贸易的日益增多。每到产茶时节，这些客商就“聚在山间，般（搬）贩私茶”。南宋范成大《骖鸾录》记载：潭州槠州市（今株洲市），地当舟车来往之中，居民繁盛，“交易甚夥”。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潭州城内的商品贸易更为兴盛，铜器、茶、茶具及各种农副产品大量涌向市场。长沙茶叶研制精致，品位极高，宋代士大夫多把它作为珍品，并以此互相炫耀。史称：“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直（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可见，这是一种附加值极高的茶叶珍品，产量不多，但却已销往全国各地。乐史《太平寰宇记·潭州》也印证了这一事实：长沙之南楠，其树如棠，楠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捣其汁，伴半而蒸，尤宜暑月饮之。

　　在溁湾市道旁的兴化寺，“门连城市（指潭州城），车马骈填”，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潭州城郊的乔口镇，是各地商旅必经之地，潭州的土产物货从这里源源不断输往各地，“而驯致收客旅往来之税”。

　　当时潭州乃至湖南地区大宗的商品仍是茶叶和粮食。宋初，对茶叶实行专卖，官府置场收买，只允许商贾到京师榷货务纳钱给钞，到指定的13个山场6个榷货务领取茶叶。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实行便利商人之法，“客人园户私相贸易”。因商税大减，宋朝又恢复禁榷制度，并在产茶州县随处置场，由官收买。南宋时实行长短茶引法，让商贾持引贩卖，贸易更为活跃。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1162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湖南各州县产茶数，总数为176万多斤，而潭州所属各县为103万斤，约占总量的60%。因此，潭州茶叶贸易的兴盛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外地客商还带来一些产品进行交换。

　　学者中转地和聚集地

　　湖南成为宋代理学的策源地和全国的教育中心之一，湘籍学者周敦颐是为理学的先驱，北宋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州石鼓书院名列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列。南宋时，湖南书院大兴，各地共有书院50余所，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两浙，长沙成为学者的中转地和聚集地，来长沙就读的学生更是无以数计，有“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之称。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带来了市井的极大繁华，长沙城内兴起了夜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旅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与文化教育事业相关联的产业也迅速发展。如长沙的刻书业就盛行于书院兴旺之时，北宋长沙坊刻的《百家词》127卷保存至今。同时，服务于文教事业的造纸业、笔墨砚石业也盛极一时。

著名理学家杨时、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栻、陈傅良以及真德秀、魏了翁等人都先后来潭州讲学或任职，传学布道，促成了理学在湖南的兴起和迅速传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湖湘理学”，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名流。特别是朱熹、张栻在长沙会讲，在岳麓书院大张讲坛，教授学生，促进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使理学传播中心由衡山转移到长沙。“湖湘理学”的兴起，对长沙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市井中酒旗广告高悬招引四方豪饮之士

　　宋代潭州市井中酒旗广告也算得上一景，唐宋诗词中有不少描述长沙酒旗的佳句，如唐李群玉的“依微水戌闻疏鼓，掩映河桥见酒旗”，宋范成大的“趁客卖鱼双桨急，沿江沽酒小旗寒”等。宋代词人王以宁在《水调歌头·裴公亭怀古》中所吟“人在子亭高处，下望长沙城廓，猎猎酒帘风”更把长沙城廓与猎猎酒旗融会在一起，与唐代诗人杜牧的“水村山郭酒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词人的绝唱里，我们可以想象宋代长沙城亦和南京、汴京等其他大都会一样，是一处酒店业特别发达的城市。业主旗帜高悬，竞相招引四方豪饮之士，酒旗在南风的吹拂下，猎猎作响，迁客骚人、市井百姓就饮餐桌，手捧流香四溢的酒杯，开怀畅饮，好一幅长沙的《清明上河图》。

　　北宋时，广州一姓戢的客商，带珍珠5斤来到潭州，计价3000余贯，结果被潭州知州及手下以400贯分买，这是一起著名的“分买珠子案”。此案曾惊动了仁宗皇帝。南宋初，一位御营使司参议官兼措置军前财用说：客商多自江西、湖南搬运斛竹木，前来建康府（今南京），“往往算请盐钞，并籴米以归”。生动地反映了商人长途贩运的情况。南宋淳熙（1237—1252）年间，淮东发生天灾，荆湖客旅贩米往粜，沿路税赋以各种名义减免，两浙、闽、广一带商人大批涌入长沙，并带来沿海产品进行交易。宋代潭州城市聚集和辐射功能的形成为明清时期长沙“江南商埠”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