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宝藏第一站：长沙博物馆博物馆里的湖南史

　　湖南宝藏第一站：长沙博物馆博物馆里的湖南史

　　象纹大铜铙，青铜时代的“黑科技”

　　宝藏档案 名称：象纹大铜铙时代：商代 级别：一级文物 规格：通高103厘米，舞部55~38.6厘米，于部69.4~48厘米，正鼓厚2.8厘米重221.5千克 来源：1983年宁乡县月山转耳仑出土 推荐人：长沙市博物馆副馆长李立松 长沙市博物馆供图

　　我们该如何述说历史？王国维曾经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历史。郭沫若称其为新史学的发轫。

　　一眼千年。循着现代的史学方法，潇湘晨报时间线栏目推出“湖南宝藏”，我们将走访湖南的各个博物馆，用湖南的文物来讲述湖南的历史，在旧物中纵览湖南的往日时光。

　　我们的第一站是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副馆长李立松为我们推荐的是象纹大铜铙。作为镇馆之宝，这个象纹大铜铙重达221.5千克，被称为“青铜铙之王”。它有着中原青铜器的精美，也有“荆蛮”的大气与豪放。偏远的湖南为何拥有灿烂的青铜文明？青铜铙告诉我们，湖南并非自古蛮荒，在中原的王朝之外，湖南可能存在文明程度较发达的诸侯国或者方国。它们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历史就是一部兵与火之歌。　撰文/本报记者唐兵兵

　　怪怪的，湖南象纹大铜铙为何口朝上

　　1983年，在宁乡县西部的月山铺盆地，因为一个青铜器的出土，再次引起考古界的关注，48年前，四羊方尊也是从这里被挖掘出来。一个村民无意中发现的这件象纹大铜铙高103厘米、舞部55~38.6厘米、于部69.4~48厘米、正鼓厚2.8厘米，重达221.5公斤，是目前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大的铜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象纹大铜铙被长沙市博物馆收藏，成为镇馆之宝。

　　“湖南的青铜器一般都是作为礼器存在，这个象纹大铜铙是在山脊上发掘的，可能是祭祀之后就掩埋了。”长沙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韩珺说，好巫的楚人，将最为珍贵的青铜器，献给天地、山川、河流，所以，湖南青铜器出土的地点多在山顶、山坡或岸边，并非在遗址、墓葬中发现，这成了湖南青铜器文化的一大特点。

　　“北方的铜铙，一般都体型较小，而且出土的时候正鼓口是向下的，湖南的铜铙体型大，正鼓口向上。”醴陵象尊、宁乡四羊方尊、湘潭豕尊等出土的青铜器，出土时都是口朝上，迷信鬼神的荆蛮部落，把牺牲放置在青铜器内，口朝上，像是对天的一种供奉，也算是那个时期的“黑科技”了。

　　或许，正是因为荆蛮这份原始的敬畏，才让湖南的青铜器更多了几分神秘色彩。

　　象纹大铜铙的重要历史价值在于，证明了湖南在商末已经开始铸造青铜器，而且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象纹大铜铙，是湖南青铜器对于中原青铜器的一种反哺，铜铙由湖南传到中原，中原文化将其改进之后，成为西周乐文化器类甬钟的源头。在长沙市博物馆，通过放映机，游客还能听到用商兽面纹编铙敲击发出的古乐，穿越千年时光的乐声，雄浑而神秘。

　　不过，中原青铜文化向湖南的传播和交流，远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而更多是通过战争实现的，甚至可以说，湖南的青铜器在战火中锻造。夏、商、周对湖南的连年征伐，战乱中中原人民的离乱，将湖南带到青铜器文明之中。

　　商周南征，终究没有征服湖南

　　中原对湖南的征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尧、舜、禹时期，就开始了对三苗部落集团的大规模征战，夏禹时期，“三苗”部落集团被瓦解，已经无力与中原华夏对抗，被迫归服于夏王朝，三苗部落瓦解。这种归服并不可靠，在“三苗”部落被瓦解后，在商、周时期，南方另外一个包含三苗后裔和诸部落和民族的集团——“荆蛮”(或称荆楚)迅速崛起。荆蛮在疆域上与三苗国相一致，衡山以北的湖南地区都属于荆蛮，生活其中的古越人、濮人等各部落，在此时也被中原人统称为荆蛮，而此时生活在河南丹水、湖北荆山之间的楚人，并不在荆蛮之列。

　　中原征伐荆蛮的战争是漫长、拉锯的。远离中原的荆蛮，在王朝国力强盛时归服，在国力衰微时反叛，而就是在这种长期拉锯之中，也完成了中原文化与湖南文化的融合。

　　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亡夏朝。商朝军队在攻占河南地区之后，乘胜南下，征伐“荆蛮”，征伐与招抚之下，荆蛮归附商朝。商中期，商朝内部斗争激烈，国力衰微，盘庚迁殷后，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中原长期的战乱，南方的荆蛮，早已脱离商朝控制，再次反叛。盘庚的继任者武丁，发动了对荆蛮的大规模战争，战争以荆蛮的失败告终，商朝俘获荆蛮大量人口，班师回朝。战后武丁甚至还不忘指责荆蛮，说，边远的夷狄国都不敢不来朝贡，荆蛮在国之南方，竟然敢反叛，“远夷之不如”。一种道德上的指责，似乎是一个家长，在谴责自家的孩子忘恩负义一般。

　　战争过后，荆蛮与中原王朝之间，维持了名分上的依附关系。数百年的和平，给了“荆蛮”难得的发展机会，荆蛮在商朝后期，发展壮大，不再满足于偏安南方，觊觎广阔富饶的江汉平原，蠢蠢欲动。到了西周时期，南方的“荆蛮”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威胁。

　　志在“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的周昭王，在昭王十六年开始了对“荆蛮”的征伐，在文献记载中，似乎周昭王的出征并不顺利，第一次南征遇到“水兽”，似乎成为他出征不利的某种预兆，虽然他的第一次出征一路高歌猛进，大获财宝而归。三年以后，周昭王进行第二次征伐，这次战争空前惨烈，史书上记载，天昏地暗，狂风大作，西周精锐部队在战争中损失殆尽，周昭王狼狈逃回中原，“荆蛮”成了周昭王的心结。

　　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977年)，再次出征，没能一雪前耻，反倒是命丧荆蛮之地，死于江上，“南巡不返”，成为周昭王最后的历史注解，是中原王朝对“荆蛮”之地难以启齿的尴尬和耻辱，也让周昭王最后一次南征成了一个千古的谜。湖南有一种说法是，周昭王南征进入湖南境内，一直到达湘江中下游，湘潭昭山就是因为周昭王曾游历而得名，而昭潭，则是他的葬身之所。

　　对于“荆蛮”的征伐，并没有因为周昭王的失败而结束，周穆王即任之后，先后两次南下征伐，终于让荆蛮再次臣服，穆王三十七年，“荆人来贡”。之后，“荆蛮”又经历过周厉王期间的反叛，周宣王时期的征伐与归服。周昭王时将“荆蛮”与“远夷”区别分开，而到了周宣王时期，却将“荆蛮”与凶悍的“猃狁”(古代民族，属于北狄)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当时的荆蛮，是一个战斗力强大的部落集团，也是统治者成就文治武功必不可少的一环。

　　商周时期，包含湖南在内的荆蛮之地，在反叛与归服之间不停摇摆。中原王朝用武力曾经让荆蛮屈服过，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征服过这片土地，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

　　湖南青铜器为何多虎纹和象纹

　　古代战争是交流的重要手段，战争带来的不仅仅是对抗和仇视，也带来了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夏、商、周中原王朝更迭，前朝的遗民，被新的王朝抛弃甚至驱逐，被迫南下，而他们曾经视为仇敌、蛮荒的荆蛮之地，却成了他们新的收容所。他们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青铜器，在湖湘的土壤上，生出了属于自己的青铜文化。

　　商汤灭夏，受战争影响的人们从江汉平原沿洞庭湖东、西两侧进入湖南，成为第一批进入湖南境内的遗民，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技术，促成了石门皂市文化的形成。皂市遗址发掘的铜镞、刀、鱼钩等小件铜器和熔炉遗迹，成为湖南青铜器文明的滥觞。

　　在多年之后，曾经驱逐了夏遗民的殷人，也成为遗民，踏上了这条南来的道路。

　　周朝在灭亡商朝后，征伐江汉地区，殷人四散，其中一支殷人被迫迁入湖南的湘江流域，最终进入沩水流域，选择了宁乡黄材的一块山间盆地定居下来，与当地人融合，在此地建立都城，最终取代商代洞庭湖东岸地区的费家河文化，形成了包括湘江下游地区的炭河里文化。

　　殷人带来了中原的青铜器，也带来了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在经过初期的模仿后，青铜器开始融入本土文化，在西周中期，湖南进入灿烂的青铜器文明。

　　湖南的青铜器，也并不只是吸收了中原的影响，同样有长江流域其他方国、部落的烙印。偏远的湖南，似乎更具有包容性。虎纹在湖南青铜器中常见，而在中原却少见，虎纹大铜铙，象尊、牛尊的纹饰……无不以虎的形象作为纹饰。据专家考证，这可能与当时的南方一个以虎作为图腾的方国——虎方有关。虎方最初分布在河洛以南，后来被商、周征伐，在西周时，活动范围到达湖南境内，影响了湖南青铜器文化。如今湖南一些土家族和苗族依旧保存着驱白虎的习俗，或许是那久远的人类记忆吧。与外来文明的碰撞和交流，才成就了湖南灿烂的青铜文化。

　　除了虎的纹饰，大象也是湖南青铜器常见的一种纹饰。象纹的普遍，可能是因为有虞氏部族中的一个氏族，氏族首领就名叫做象，或者这个氏族以象为图腾。象及其族人在虞舜时代就进入湖南，夏禹时期，象氏族留居湖南，他们的象崇拜，影响了湖南的青铜器文化。

　　青铜器上牲畜形象已是家养模样

　　商、周时期的湖南历史，大多模糊不清，挟裹在“荆蛮”、“荆楚”的历史之中。蛮荒之地，就成了我们对于湖南久远历史的最初想象。其实远在西周初，湘江下游地区，就可能已经建立诸侯国或者方国。方国不同于诸侯国，方国是还存在部落性质的松散国家，独立于王朝之外，而诸侯国则是依附于王朝的。

　　《逸周书·王会篇》记载，西周成王时期，“长沙鳖”成为诸侯国进贡的方物。而根据1976年陕西扶风县庄白1号窖藏坑出土的铭文显示，西周时，南方有“南相侯(国)”，大致范围在雪峰山以东，罗霄山脉以西，长江以南，衡山以北的区域。但是，这个国究竟在哪里，一直是一个谜题。同样成为谜题的，还有上个世纪20年代起，宁乡黄材地区不断出土的青铜器，四羊方尊、人面方鼎……这些青铜器出土规格高、制作精美，为什么在这个偏远、非交通要地的沩水流域的山间盆地，会出土这么多青铜器？也似乎难以找到答案。

　　1963年，考古人员在宁乡黄材镇栗山村发现西周的古城遗址，2001年开始第一次正式挖掘，2003年—2005年先后进行两次大规模挖掘，城墙、城壕和大型宫殿遗址，一座西周古城渐渐浮出水面，穿越几千年的时光，再次与世人相见。

　　而为什么黄材地区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出土最为集中的区域的难题也迎刃而解，考古学界普遍认为，炭河里遗址，也是长沙地区“南相侯(国)”的所在地。

　　考古发掘并不足以解释所有的谜团，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此建立宫殿？经历了怎样的繁华，又经历了怎样的战争或者灾难，人们无奈离开这个他们精心营造的城市，城市终于隐没于黄土之中？或许，只有等更多的文物被发现、出土，听它们细细述说，才能串联起一个古城的完整历史吧。

　　不过，庆幸的是，我们依旧能够从那些斑驳的青铜器里感受那个时代。附近出土的青铜器，多以牲畜形象为饰，宁乡的四羊方尊，已经是家养的模样;衡阳出土的牛尊，湘潭九华乡出土的豕尊，都能看出当时，羊、猪、牛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饲养牲畜。而“大禾”人面方鼎可以说明，当时宁乡地区，主要种植谷子，而且在当年获得大丰收，人们铸鼎祭祀……

　　如今的炭河里古城已经成为一个热闹的旅游景点，宫殿被重建，《炭河千古情》、《妲己魅惑》、《褒姒沐浴》的故事被搬上舞台，重新演绎，人们努力想要重现一段三千年前的繁华，不过，历史远没有那么简单和轻松。历史是厚重的，就像一尊穿越千年的青铜器。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唐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