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的长沙“书店之战”

　　长沙素为读书风气浓厚的城市。早在1919年，美国驻长沙领事詹森就“奇怪地发现”：“长沙人的文化水平很高”，就是一般拉车的劳工也能读书看报。为何一座内陆之城有着如此浓郁的书香？溯源而上，很值得说说晚清民国以来那些开民风、启民智、见证历史风云的长沙书店和书事……

　　被“袁大胡子”嘲笑的青年毛泽东，跑到玉泉街找旧书

　　现在长沙的书市在定王台，之前黄泥街，名列改革开放后“中国四大书市”之首。其实早在清末民国时，黄泥街旁的府后街、玉泉街、南阳街就是长沙书市所在。府后街在民国时期以卖新书为主，玉泉街则以卖旧书为主，被称为“长沙的琉璃厂”。据统计，民国时期湖南共计有书店500余家，长沙占到260余家，其中100余家集中在南阳街、玉泉街、府正街及周边街道。

　　晚清维新变法时期，玉泉街和南阳街的书店掀起了长沙第一波新书出版发行高潮，充满着新书与旧书的“爱恨交织”。1915年前后，就读第一师范的青年毛泽东，被国文教员“袁大胡子”袁仲谦嘲笑作文学习梁启超的新闻记者手笔，“半通不通”，指点青年毛泽东师法韩愈，门径就正了。当时很穷的毛泽东跑到专卖旧书的玉泉街买了一部宝庆版（盗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到“一师”图书室借了“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居然使一部宝庆版《韩集》也成了善本。后来同斯诺谈起这件事，他说，“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其实，他也应感谢长沙有条玉泉街。

　　1920年8月，毛泽东、易礼容、陶斯咏等数人集资，共同在潮宗街湘雅医学校宿舍创办一家名为文化书社的新书店，赢得极大欢迎，于是迁往离南阳街府正街更近的贡院西街（今中山西路）王洵美南货号（曾为长沙市糕点厂）隔壁，招来更多顾客，拥挤不堪，只得再迁往水风井口（即原长沙市古旧书店处），直到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才被迫关门。

　　长沙爱书人的“假公济私”

　　因爱书，长沙读书人甚至“假公济私”，搭起了近水楼台。最著名的佚事是著名学者任凯南先生竟将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设在了玉泉街。任凯南，湘阴人，早岁游学欧洲，治经济学，归国后曾任湖南大学校长，喜览书尤喜“聚书”。著名学者张舜徽在《湘贤亲炙录》中说：“其时，长沙旧书铺，多集中在府后街、玉泉街。玉泉街书肆林立，仿佛北京琉璃厂也。（任凯南）先生即设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于玉泉街，平时在岳麓处理日常校务外，辄渡江至办事处休息，设榻其间，或信宿（注：连住两夜）乃返校。书商每得善本或稀见之书，辄走送先生审择。先生于是致书益多，皆节衣缩食以得之。由是博涉多通，于版本源流利病，皆能自道其所以然，肆估不能欺也。”张舜徽当时在长沙任中学教师，课余喜游玉泉街，在书店中张偶遇任先生，交谈甚洽，受邀到湖大办事处小坐，见室内“自几案、卧榻，积书皆满，多精善之本，为心折焉”。当年湖大校长爱书痴书精神，令人感佩。

　　湘军将领在长沙大兴刻书印书

　　太平天国时期，随着湘军崛起，湖南从江浙读书之地运回大量书籍；受曾国藩在南京创设金陵书局影响，湘军将领解甲归田后，纷纷效法曾侯在长沙城内大兴刻书印书事业，清末湖南官书局、传忠书局、思贤书局三家书局与湘军一同崛起，盛极一时，从湘军兴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仅这三家书局就刊刻印行雕版书150种，湖湘名人曾国藩、李星沅、郭嵩焘、李元度、王先谦、叶德辉、皮锡瑞等大批湘人的著述在这三家书局刊刻印行。

　　同时，长沙城内如雨后春笋开办了大批书肆。仅同治光绪年间，长沙旧城内即增加既刻书又卖书的大书店14家。长沙黎家坡遐龄庵（原长沙市教师进修学院）的传忠书局刊刻的《曾文正公全集》（180卷）更同时影响了国共两党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

　　当年教材教辅热，上海名书店大抢生意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传播新思想的“新书”发行相对于文言“旧书”出版已取得极大优势。此时，又一阵新狂飙从天而落。黎锦熙、杨昌济、刘宗向、徐特立等名教师齐聚浏阳门内定王台下的李氏芋园，大办“宏文编译社”，自办印刷厂，从事教材教辅的编辑、出版和发行。长沙书业一改旧观，名校名师编印的教材教辅大受欢迎，如宁乡人吴起鹤开办的湘芬书店销售杨少岩等名师编著的《初中代数》等书，颇为长沙广大名校采用。

　　但上海大书店不但资本雄厚，且名声响亮，在几年之间几乎垄断了长沙教材教辅市场，成为书店营利的重要增长点。

　　1898年（戊戌变法那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最早在长沙开设以经销教科书参考书为主业的分馆，始设繁华的道门口（今黄兴路步行街黄兴广场），后迁南门口，一口气就在今黄兴南路建了两处三层楼门面，所出教材从儿童读本到大学各科教科书，无一不备，长沙各中学采用的理数教材，多用商务版。其辞书《辞源》《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也大受欢迎。1912年中华书局在长沙开设分店，以高、初中史地教材最畅销，又出有《辞海》与商务《辞源》相抗衡，刊印的《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也颇有市场。1922年和1931年，上海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店也分别在于长沙开设分店，世界书局的初中英语教材、开明书店的国文教材进入不少湖南校园。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创办的正中书局则以政府指定的《公民读本》据有垄断地位。

　　书店即战场，老照片中突现“新湖南报人”的潜伏和战斗

　　十余年前，湖南日报社华声在线刊发过一组民国时期的长沙彩照，其中一张彩照呈现了抗战胜利后长沙商业街道的街景。据笔者考证，这组相片为蔡锷中路街景，时间为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理由是，笔者发现照片中间偏右方向出现了“中国文化服务社湖南分社”，这是一家极著名的书店，也是一处臭名昭著的文化特务机构。抗战胜利初期，这家书店店主、中统特务陈士棻对长沙的进步书店进行过残酷迫害和打击。蔡锷中路当时名为伯陵路，后改称蔡锷路，而蔡锷路拓街，撬走麻石，铺成砂石路，据民国报纸记载在1948年下半年，经一百天的修建，于1949年1月10日终告完工。

　　从晚清直到民国，长沙书店主要集中在南阳街、府正街、玉泉街的书市之中。抗战胜利后，不少新迁到长沙城内的书店开始集中到今天的蔡锷路上。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沙兄弟书店。

　　长沙兄弟书店前身为抗战时期重庆的“三联书店”，于1945年12月初进入长沙筹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发行机构，国民党反动派对其恨之入骨，当时书店领导邓晏如等决定把书店名称定为“兄弟书店”，寓意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亲如兄弟。经一个多月筹备，于1946年2月5日开店营业，选址蔡锷中路伍家井与宝南街两条巷口之间（曾经的外文书店附近）。因经销书刊倾向进步，每天店门一开，人如潮涌，川流不息，吸引了大量青年学生。书店员工共计9人，有邓晏如、周逸萍、伍迅云、邓钧洪、周玲、李茵等。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发生了重庆“校场口事件”、新华日报馆被捣毁等事件，5月底长沙发生中统特务陈士棻等特务捣毁长沙求知书店和中国书店事件，求知书店徐姓两兄妹均遇难。经请示，已被陈士棻盯上的兄弟书店决定撤离长沙，书店员工邓钧洪、李茵夫妇不久之后转移到解放区。

　　邓钧洪后成为新湖南报编委、湖南日报社长和总编辑。他就是名教授邓晓芒和女作家残雪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