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湖南抗日战争历史陈列主题展览上的展品。
省委党史研究室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抗日战争期间,湖南作为战略防御阶段大后方重要的战略基地、相持阶段的主要战场之一、反攻阶段正面战场反攻的起点和第一次受降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协同盟军作战不可替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率先倡议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得到美、英、苏等26个国家的响应,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从此,中国军队与盟军相互配合、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法西斯的侵略。湖南抗战更是先人后己,不仅直接参与盟军作战,而且为盟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坚强保障。
日军“北进”行动一直是德日法西斯协同配合、打败苏联的重要计划。为此,日军曾两次试探虚实,令苏联忧心忡忡。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一再要求日本北进、夹击苏联。日本内部也有人力主对苏开战。在苏军面临两面夹击危险之际,中国军队拖住了此时日军51个师团中的35个师团,与第九战区对峙的日军第11军4个主力师团及26个炮兵大队更是深陷湖南战场,动弹不得,令日本大本营被迫放弃“北进”,帮助苏军解除了后顾之忧。湖南人还直接参与苏军对德作战。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转战千里,直捣柏林;益阳人唐铎,驾机与德国法西斯鏖战100余次,屡建奇功,被誉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雄鹰”。
占领缅甸、攻向印度,是日军作战的重要目标,也是其实现与德军战略配合的重要步骤。1942年,为了援助英军,中国军队在抗战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从湖南战场抽调主力组成远征军。4月17日,缅甸战场7000余英军、500名美英传教士和记者被日军围困在仁安羌。远征军新38师113团奉命驰援。该团从团长到士兵几乎全部是湖南人。19日拂晓,仅有800人的113团向3000多日军发起猛攻。据《新华日报》报道:“经二日之血战,卒将仁安羌克复,并救出被多数日军困围之英军,此役日军死伤五百余,我军仅死伤百余。”战斗中,担任主攻的团副兼3营营长张琦(祁阳人)壮烈牺牲。仁安羌大捷,一时轰动世界。后来,中国远征军分为驻印军、远征军,其中驻印军副总指挥、第11集团军总司令、第20集团军总司令等均为湖南人,湘籍军长、师长更是达数十人之多。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3月,为了配合盟军反攻,中国远征军先后发起缅北、滇西战役,共歼灭日军6万余人,极大地减轻了盟军的作战压力。
湖南军民不但与盟军协同作战,而且对盟军作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为了满足盟军的需要,湖南发动大量民工,以原始土工作业,修建了衡阳、零陵、宝庆、芷江等空军基地,投入大批部队保护野战机场,保障盟军空中力量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和对日军作战。其中,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就驻扎在芷江机场。1942年,国民政府在芷江建成了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唯一能起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1944年10月6日,罗伯特·霍勒·厄普邱奇驾机在酃县(今炎陵县)与日机空战时不幸遭重创,在跳伞后于桂东县境内英勇献身。当地百姓厚葬了这位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飞虎”英雄。湖南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时急需的钨、锡、桐油等战略物资,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坚固的战略支持。(执笔:张志初、桂新秋、罗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