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精英人物

　　黄守愚：万研究员，您能不能谈谈在湖湘文化精神影响下的精英人物，譬如王夫之、曾国藩和毛泽东？　　

　　万　里：如俗语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特定的地域文化熏染孕育出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人群创造了特定的文化。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地位、身份、经历等的诸多不同，在不同的历史人物身上，错综复杂的湖湘文化精神特质之显像亦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这里以三位湖南人引以为傲的、也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为例进行简单的分析：　　先谈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他在全面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提出“六经自我开生面”，无疑是积极进取的。但是，他毕竟是儒家主流文化熏陶下的传统文人，其足迹基本上没有离开华南有限数省之偏僻闭塞地区，“华夷之辩”的世界观和维护正统的坚守点使他始终没有脱离与“庙堂”及大汉民族血肉相连的“六经”，因而又是保守的。他虽然有着“道莫盛于趋变”的思变思想，但这种“变”始终坚守在“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将传统君主专制政治的天然合理性确定下来之尊君爱国的基础上；他之“事随势迁而法必变”的思想，触及的仅仅只是施政之法的技术性层面，并没有涉及到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的工具性层面，更不要说是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的本质性层面；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点如江浙文化所熏陶出的黄宗羲等人的社会开放性和思想宽容性。而后者有着更为宽阔的时空视野，其思想中才能有更多的近代思想因子。　　

　　黄宗羲认为，必须对中国传统的君主独裁政治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造，建立全新的君、臣（官）、民的关系，制订人人平等的民权法规，建立一个敢于执法、善于执法的高效率的国家行政机构，建立以学校为基地的培养教育人才和监督国家政治行政权力的基地。一言以蔽之，就是分权共治——分权，可以制约君主权力的恶性膨胀；共治，可以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阶层之人群对国家、社会的认同感从而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直接对传统的君主集权政治体制提出了质疑和颠覆，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他们是极端关心政治的人物，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质却是如此的不同，这显然是不同文化环境所熏陶的结果。就传统文化知识面的博大精深和历史厚重感而言，黄宗羲远不及王夫之；就思想观念的时代变迁性和社会历史视野的近代性而言，则王夫之难以企及黄宗羲。两者都是其所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这一文化特征的巨大地域差异，仍然明显地展现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之江浙文化与湖湘文化之间。当然，王夫之身上还是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中积极进取和敢于与时俱变的一面，但是湖湘地域之封闭禁锢以及湖湘文化中之精英文化层面沉淀厚重的忧“君国”之忧的正统观念，却使他所了解和体认之“时”与周围世界大势所趋之“时”判若泾渭，使得他始终未能走出传统。湖湘文化对王夫之的影响，至今还在当代许多湖湘人物的身上重演。　　

　　黄守愚：那么曾国藩呢？　　

　　万　里：从本质上看，曾国藩是一个传统儒家思想和正统庙堂文化的忠实维护者，有着儒家敢为天下先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及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当然他所忧的是君主之家天下的国和作为君主政治之社会基础的民，而非近现代意义的人民或者公民。他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既是维护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又是将披着基督教外衣而实质上浸透了中国古代江湖社会中愚昧、落后之封建意识的太平天国作为异端妖孽进行排斥打击。有人认为曾国藩及其湘军与太平天国之间是中西两种文化之争，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庙堂正统文化与江湖草泽文化之争，是较为开放进步的湖湘文化与更为闭塞落后的广西文化之争——这里的“开放进步”和“闭塞落后”，是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而言。进入21世纪后的人们回顾150余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再深入细致地考察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言行并冷静地进行反思，这次起义如果最终成功，其政教合一的封建政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祸还是福，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促进还是促退，都是值得重新掂量的。不论怎样，被称之为清朝“中兴名臣”和“一代儒宗”的曾国藩，他所怀抱的是维护当时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民生安定的信念。他之所以屡败屡战、百折不回，正是上述儒家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理想信念与湖湘文化中江湖文化层面的“霸蛮”精神在支撑着他。如果不是曾国藩与湘军，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可能是另一种景象。　　青年毛泽东在于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以及当时与友朋往返的诸多书札中，多次流露出了对曾国藩的由衷敬佩。如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并认为其人其书“统道与文”能够“二者兼之”，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一言以蔽之，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是具有“大本大源”之文化优势的人物，其“收拾洪杨”之“完满无缺”乃事所必然，便是得益于此。由此可见，曾国藩以及湘军的成功，确实是有着一种迵异于其他的文化精神在起作用。顺便提及，曾国藩受到王夫之的极大影响，战后百废待兴之际，他马上在金陵组织《船山遗书》的刊刻，便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