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

　　多少年来，湖湘文化受外界关注和评论并引以为豪的是它所特有的人才现象。但这种现象是到了近代才开始出现的。近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一部《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的仅23人，占同期全国名人总数的0.77%。（林增平：《近代湖湖文化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而近代以来，情况就大不同了。据统计，从1840年到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类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籍的就有116人，占总数的9.4%，而在著名的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籍的竟有83人，占总数的10.9%。另据《中共党史人物简介》列举的515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的有89人，占总数的17.3%；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总数的48%；在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45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的有73人，占总数的28.7%。（郭辉东：《湖湘文化与湖南人才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见本书。）这种现象常令世人惊叹不已。一篇刊登在纽约《北美日报》上的"社论"这样称道："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转引自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具体表现，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体上先后经历了五个时期，产生了五个人才群体。

　　第一个人才群体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这是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人才群体。陶澍系安化人，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在任内对吏治、盐政、漕运、河工等厉行改革，成效卓著。贺长龄系长沙人，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辅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编订《皇朝经世文编》，后任云贵总督，所到之处，刻书兴学，洁己爱民。其弟贺熙龄曾提督湖北学政，晚年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倡立湘水校经堂。魏源系邵阳人，曾被陶澍、贺长龄延聘为幕僚，代贺辑《皇朝经世文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龚自珍称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鸦片战争后，他主张学习西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近代中国最先开眼看世界的一人。除以上几位代表人物外，该时期的人才群体中尚有历任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为官勤奋廉明，尤爱惜人才与振兴地方学务的道州人何凌汉；历任国史馆协修、提调、四川学政，晚年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凌汉之子何绍基；曾署广西巡抚、继任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后授云贵总督的长沙人、贺长龄之婿劳崇光；历任府、道、臬、藩，署两江总督，著《国朝学案小识》的著名理学家唐鉴；为官刚直不阿，在监察御史任内一月三上奏章、弹劾不避权贵、声震朝野的益阳人汤鹏；以诗文名噪一时，辑《沅湘耆旧集》、访求与校勘王夫之遗书的新化人邓显鹤；官至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在任内整饬河江、清理盐务、并上疏筹建外海水师的湘阴人李星沅；曾任国子监学官、广西学政、后辞官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余年、有著名弟子数十百人的清泉(今衡南)人丁善庆；曾任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东、湖北巡抚的衡阳人常大淳，等等。但是，上述这些人才，虽然都是湖南籍人，但他们当时从事的活动，基本上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湖南省外；其思想和主张，也基本上没有对当时的湖南产生作用和影响。严格地说，作为一个人才群体，它还不像后来的湘军集团那样，既有群体的意识，又有群体的行动。

　　第二个人才群体出现在太平天国时期的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这是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可以说是湘军统帅曾国藩的"杰作"。曾当太平天国兴起之时，以在籍侍郎身份奉命督办团练。他效法明代戚继光的做法，组建团练武装--湘军与太平天国相抗。湘军的最大特色是文人治军，其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书生。据罗尔纲的《湘军新志》统计，湘军将领凡182人，书生104人，占57.7%。曾国藩知人善任，重视人才，凡立有军功者，均向朝廷举荐。故十余年间，湘军将领中升至总督者有湘阴人左宗棠，湘乡人曾国荃、杨昌浚、刘岳昭，衡阳人彭玉麟，长沙人杨岳斌，新宁人刘长佑、刘坤一，浏阳人李兴铣，邵阳人魏光焘，包括曾国藩本人在内一共11人；升至巡抚者有益阳人胡林翼，湘阴人郭嵩焘，新宁人江忠源、江忠义，湘乡人刘蓉、刘锦棠、蒋益澧、李续宾，宁乡人刘典，凤凰人田兴恕，桂阳人陈士林共13人，升至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的多达143人。蔡冠洛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一书开列咸丰、同治、光绪3朝的名人共142人，其中湘籍的40人，占28.2%。又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开列中兴人物121人，其中湖南籍的87人，占59.6%。如上所证"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确非虚言。（冯桂芬：《校庐抗议》，参见郭汉民：《近代湖南名人专题研究丛书序言》，《湖湘文化论集》上册，湖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需要指出的是，湘军这个人才群体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兴起的。对于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维护王朝的统治而与造反者敌对并行之以镇压，诚不可为之曲护。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湘军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以曾国藩为首的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却又是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翻译西书、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建立近代的海军与国防等，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无疑应当肯定。并且湘军集团中还有像左宗棠与郭嵩焘这样的人，前者堪称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后者则为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最早认识到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是继魏源之后的又一位思想先进的超前者。

　　湘军集团的崛起改变了湖南在过去的那种"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的状况，辛亥志士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杨毓麟：《新湖南》，《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3期。）杨氏所说的"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实际上就是一种觉醒了的群体意识及行动。因此，湘军集团应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人才群体。近代湖南人才之盛以及对于湖南和对于全国的大作用与大影响，是从湘军的崛起才真正开始的。梁启超称道："湘军之声誉，东至东海，南逾岭南，西辟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尚炙手可热，三湘民族之大有影响于全国"。（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梁任公文选》卷11。）湘军使得湖湘弟子满天下，同时也表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

　　第三个人才群体出现在维新变法时期的清朝光绪年间。这是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时湖南巡抚陈宝箴锐行新政，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赞助变法，湘中志士如浏阳人谭嗣同、唐才常、欧阳中鹄和凤凰人熊希龄等乘时而起，与湘乡人蒋德钧、张通典，长沙人皮锡瑞、黄膺、杨毓麟、毕永年、沈荩，新化人邹代钧，邵阳人樊锥，湘潭人易鼐，临湘人吴獬，武陵(今常德)人戴展诚、戴德诚、蔡钟等相互结纳联络，在一帮康门弟子如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人的帮助下，以救亡图存、革新清朝的政治与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开学会、立学校、办报社、整顿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与制订保卫局章程，并兴办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把一个在甲午战前守旧落后的湖南，变成了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