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健豪：湘军遗孤 传奇女性

蔡和森的母亲

　　在双峰县有这样一位特殊的母亲，年逾五十冲突重重阻力，倾家荡产，率儿女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归国后，母亲继续办学，将儿女一个个培养成革命志士。儿女牺牲后，她又将孙子孙女送上革命的道路。这个伟大的女性就是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富春共同的母亲葛健豪。她用一生演绎了一个传奇，毛泽东、邓小平尊称她为“大家长”、“蔡伯母”。

　　葛健豪（1865.08--1943.03），原名兰英，双峰县荷叶人。她早年协助毛泽东、蔡和森发起成立中共早期组织——新民学会。后偕子女赴法国勤工俭学，是16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她曾在湘乡和长沙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堪称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善于教育子女，并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人称她为“女中豪杰”、“革命母亲”。

　　一、名将后裔

　　葛健豪的父亲葛葆吾（承霖），咸丰年间入湘军，因作战有功，累官至道员（正四品）。同治二年（1863），葛葆吾新募湘勇四营（称中、前、左、右营）及亲军一营，自成一军，赴豫剿捻，是湘军中能独领一军的重要将领，归河南巡抚张之万调遣。同治皇帝曾在三次“钦令”中，指挥葛军作战。其中，同治三年四月十五日“钦令”云：

　　张之万已由汝州移营南阳，着即饬宋庆、葛承霖之军，由内乡等处跟追，期与楚军合力会剿。（《曾国藩全集·凑稿七》，第4082页）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任湖北巡抚，太湖北冗军，増募湘军七营（称湖北新军）。以表弟彭杏南、福建提督郭松林为大将，葛葆吾为偏将。同治六年二月十八日，彭杏南、葛葆吾战死于湖北蕲州六神港。曾国藩在日记中云：

　　接沅弟十九日二信，知十八日又系大败……表弟彭杏南暨葛承霖等阵亡。亲邻中在该军者甚多，想伤亡不知凡几。（《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356页）

　　曾国荃在家书中则云：

　　杏南、葆吾皆美材，而极得力，同死一处。吾族昔从曾良佐、萧孚泗立功者，悉隶杏南部下，闻此次所丧之员将近十五人，推此可概其余余矣。（《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下卷，第4082页）

　　湖北新军，由此全军溃败。

　　葛葆吾战死时，葛健豪年仅1岁零4个月，她和哥哥葛望嶔是由母亲陈氏抚养成人。幼时，葛健豪随兄读书家馆，她聪颖好学，性格坚毅，思想豁达，知书明礼。

　　二、回归荷叶

　　葛健豪16岁时与永丰蔡蓉峰结婚时，蔡家已经中落。蔡蓉峰凭借岳父葛葆吾在湘军中的战功，叔岳父葛莅吾与曾家的亲戚关系，又通过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槼在江南机器局任总办的关系，在上海机器局得到了一个小职员位子。葛健豪随夫到了上海，在此生下了第三男蔡和森。但蔡蓉峰在上海不仅学会了抽鸦片烟，还讨了小老婆。在机器局，蔡蓉峰对工人大摆官僚架子，在家里对葛健豪母子神气十足。侠义坦荡的葛兰英过不惯这种受气的日子，于1899年春天回到了娘家荷叶桂林堂。第二年，蔡蓉峰从上海回来，想把葛健豪母子接回家中永丰，但性格刚毅的葛健豪坚决不同意，蔡蓉峰只好在荷叶买下光甲堂及30亩耕地，定居下来。1900年蔡畅在光甲堂出世。

　　1907年，秋瑾在浙江绍兴就义，对葛健豪的影响很大。原来秋瑾的婆家是荷叶另一大户王姓，其父王黻臣与曾国藩及葛家也有远亲。1906年秋瑾从日本归国后，以借办大通学校的名义组织革命机关，曾回过荷叶向王家索取银两千两；为不牵连家族，她在荷叶宣布和家人诀别，脱离骨肉关系。当时乡里亲友不明真相，莫不骇怪，以为是疯癫。而葛健豪十分钦佩她是“智仁勇兼备的女子”，经常勉励自己和教育儿女，要做秋瑾那种有益于社会的人。第二年秋瑾在浙江绍兴被害后，尸体回乡，她与女儿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光甲堂居住期间，葛健豪家里也发生过一些不幸的事变；1903年她慈祥的母亲陈氏去世；1904年年仅11岁的二女儿顺熙，不幸从吊楼上跌落下来夭折；1907年22岁的大儿子蔡麟仙患白喉病死去。这些不幸事件的相继发生，她认为是光甲堂这个屋场风水不好，1908年当大女儿蔡庆熙出嫁后，便与丈夫将房子卖掉，从荷叶搬到了老家永丰镇。

　　三、迁居永丰

　　葛健豪迁到永丰，身边只有3个孩子，即年19岁的蔡麓仙，13岁的蔡和森（原名和仙）和8岁的蔡咸熙，由于家庭日趋破产，儿女们都没有继续上学业。麓仙在自家门前摆个摊子，做点小买卖；和森进蔡广店当学徒；咸熙白天帮母亲做点家务，晚上母亲教她认字。但这样安排儿女们的生活，并不是这位做母亲的心愿。当儿子蔡和森三年学徒期满后，立志要上学读书时，她欣然同意。母亲的支持，成了儿子发奋读书的动力；儿子读书的优异成绩，又给母亲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她什么都听儿子的，尤其喜欢儿子讲时局的变化和革命的消息时，认为这是一件转变社会风气的大事，于是带头把自己头上的“巴巴头”剪了。她的行动，曾给永丰这个小镇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得全镇剪辫子的人很多。后来蔡畅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母亲在那时候，可真是一个可敬的妇女，当1911年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已经50岁了（实际只有46岁——笔者），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决定不仅她的孩子们，连她自己都受到教育。”（韦尔·斯诺：《续西行漫记》）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她越来越感到送儿女读书的重要性。当许多新的学校在省城长沙兴办时，她决计送儿子进省城去读书。因为家庭已经破产，拿不出旅费和学费，她把自己私藏了几十年的嫁妆——一包首饰拿出来，交给儿子去典当，使儿子蔡和森在1913年远离家乡，走上了读书救国的道路。

　　葛健豪不仅积极支持儿子读书，还支持女儿同封建习惯势力作斗争。在当时，别的人家都把女孩关在房内，遵守着“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她却让女孩蔡咸熙到外面跟男孩子一起玩；别人家的女孩儿几岁时就要缠脚，她不这样做，所以蔡畅（咸熙）从来没包过脚。特别是1913年夏，蔡蓉峰为5000元银洋的聘礼，要把年仅13岁的蔡畅卖给一户地主做小媳妇时，她更是十分气愤，激励女儿同父亲抗争。为了女儿免遭迫害，她要女儿躲到长沙的一个亲戚家去。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母亲支持，年幼的蔡畅顺利地来到了长沙，在那里找到了哥哥和森，不久就入了周南女校体育专科，开始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紧接而来的是蔡蓉峰的离家外出，丢下家里不管。但葛健豪对于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和惋惜，而是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办，能不能像秋瑾那样，彻底打破封建的枷锁，走自由解放的道路。

　　正在这时，蔡和森从省城回到家里，鼓励母亲同儿女一道去长沙寻求新知识。和森告诉她，省城有个女子教员养成所，是专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础就可以报考。学校免收学膳费，经过两年的学习后，就能担负女子教育。她觉得自己如能致力于女子教育，确实是有益于社会的事。于是，她要求儿子在下个学期带她去考考那个女子教员养成所。并打发儿子到衡山去把已经出嫁的大女蔡庆熙接回来，一道进省城去读书。

葛健豪写给刘昂的信

　　四、奇志可嘉

　　1914年春，年近50岁的葛健豪带着儿子、女儿还有一个4岁的外孙女，一家三代进了省城。当她来到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还带着儿孙来读书，不肯让她报名。她十分气愤，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评理。县官默默地读了她的呈文，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就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她被免于考试，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大女儿蔡庆熙先入自治女校，后转衡粹学校学缝纫、刺绣。外孙女刘千昂（后名刘昂）进了幼稚园。她一家三代人进省城求学，曾在湖南传为佳话。

　　葛健豪在女子教员养成所是十分勤奋好学的。为了尽快地掌握知识，她刻苦攻读各科课文，每晚学校的就寝铃声响过后，她还要自学几个小时才睡觉。她尤其喜读国文和唐诗，许多唐诗直到晚年还能背诵。她还不顾封建思想的束缚，敢于参加音、体等活动，起过很好的带动作用。在学校里，大家都乐意地接近她，年纪大的称她“大姐”，年纪小的称她“伯母”，老师们也喜欢这个“学生” 。因为这样的学生在当时的确是不可多得的。

　　她的勤奋求学精神，还赢得了毛泽东等有志青年的由衷敬佩。1914年春，毛泽东从湖南第四师范转入一师后，很快地与蔡和森相识了， 通过与蔡和森的同学关系，也很快地相识了葛健豪，每次一见到她，总亲切地尊称她“蔡伯母”。她也很钦佩毛泽东，不仅经常鼓励儿女们要以毛泽东为楷模，而且自己也成了毛泽东这班有志青年革命行动最热情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五、女校校长

　　1915年，葛健豪在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结业了。她回到家乡后，想在永丰创办一所女子学校，儿女们非常赞成她的主张。蔡和森还利用假期专程去湘乡县政府，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当时，湘乡县政府已在县城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同意再在永丰镇办一所同样的学校，并明确县城的这所女子学校为“湘乡县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永丰镇这所女为“第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她任职以后，立即着手征聘教员，组织开办的筹备工作。第二女校校址设在永丰镇观音阁。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前夕，这里曾办过一个女学堂，由于规模小，进学堂读书的全是些少娘、小姐，辛亥革命后，学堂受到社会的冲击，也就办办停停。第二女校决定筹办后，根据葛健豪的要求，改造环境，改变学科，重新组织开学。第一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从第二个学期起，扩大为文科、缝纫、织业三个办，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妇女，约100多人。文科班以国文为主，兼学缝纫、织布、刺绣，学生大都是有文化基础的青少年；缝纫、织业班则以缝纫、织布、绣花为主，兼学国文，学生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基础较差的中年妇女。不仅免收学费，对缝纫、织业班的学生，还发给一定的生活津贴费。这对于鼓励妇女求学和开辟就业门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当时，很多妇女把第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

　　葛健豪既是第二女校的校长，又是该校的教员。她非常重视国文课的教学，认为女子要取得同男子同等的地位，首先就要掌握同男子一样的文化科学知识，受男子同等的社会教育。按照当时教育的规定，学生必读《圣经》，星期天要做“礼拜”，祷告上帝，但她根本不搞这一套，而是给学生讲时势、论国事。这时，她儿子蔡和森已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转入了高等师范学校，吸收的新知识也越来越多，他经常用书信的形式向母亲及家乡传播新思想。葛健豪每次一接受儿子的新思想，就立即向学生传播，使二女校办成了一个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阵地。她还在学校极力倡导女子参加唱歌、跳舞、跳高、跳远等活动。她的年仅15岁的女儿蔡畅，在二女校担任了音体教员，使得学校非常活跃。不少的女性经过这些活动，体会到了缠脚、蓄辫的危害性，年纪较大的放了脚，年纪较小的不缠脚了，女生几乎都留短发。

　　葛健豪这些办学的“越轨”行动，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他们恶毒地咒骂她母女是什么“文不文、武不武”、 “男不男、女不女”，说什么”二女校败坏了社会风气“，多方阻挠妇女入学，使得这所仅办了三个学期的新型女子职业学校，终于因停发教育经费而不得不暂时停办了。

　　1917年夏，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决定暂不去谋个人职业，而要在省城同毛泽东等同学继续从事真理的探索。当时，葛健豪由于第二女校的停办，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但她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眼前利益，十分赞成儿子的主张，为支持儿子同毛泽东等青年的革命行动，她决定再跟儿女们进省城。就在这年暑假，她们一家三代人第二次来到了长沙，先在岳麓山下的饮马堂租了一间房子，旋因人多挤不下，不久又搬迁到滦湾镇附近的刘家台子。

　　六、刘家台子

　　刘家台子又名周家台子，是一座墓庐式的青砖瓦屋。房子的槽门口挂着“沩痴寄庐”四个字的铜牌。 “沩”，即沩水，在宁乡县境内，可能它原来的主人是宁乡人。但葛健豪租居这房子时，房主叫周方，新化人，是蔡和森在高等师范的同学。这里位于溁湾市，距高等师范更近，房子也宽敞。因此，她一家迁来后．这里很快就成了蔡和森同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有志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

　　这时，葛健豪的女儿蔡畅在周南女校担任教员，每月只有八元的微薄收入，家里的生活还是相当困难的。为不影响儿子同毛泽东等同学对革命真理的探索，葛健豪向原来的房主租了半亩菜地，每天带着长女下地种菜。当家里粮食不足时，她与女儿整天吃蔬菜或蚕豆，把粮食节省下来，供儿子招待毛泽东等青年之用。对于她的这种精神，毛泽东等青年非常敬仰。他们每次一来到刘家台子，总是问过一声“蔡伯母好”以后，就到菜地里去帮助她干活，然后才进屋同蔡和森讨论问题。她最喜欢听这些青年谈论问题，每当大家来家里聚会时，她总是坐在一旁静听，有时甚至参与讨论，渴望儿子同毛泽东等的愿望能够获得成功。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同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了。当成立会在刘家台子召开时，她与长女蔡庆熙特地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祝贺新民学会的成立。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蔡和森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去了北京。可刘家台子仍然是毛泽东等青年常来聚会的地方，1919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就寄住在她家里。她把毛母安排同自己住一间房子，生活上照顾得十分周到，体现了毛蔡两家的深厚情谊。

　　1919年夏，赴法准备工作告一段落后，蔡和森回到了刘家台子，动员母亲、妹妹以及向警予等女青年赴法。葛健豪非常赞同儿子的主张，乐意将自己的一手刺绣工艺带到国外去。由于旅费有困难，她想方设法，最后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青年，于同年秋离开长沙，前往上海。

　　

1920年，葛健豪(中)、蔡畅(右一)、向警予(右三)等勤工俭学生在法国蒙达尔纪女校

1920年蒙达尼会议，葛健豪（后排左二）、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维汉等在蒙达尼杜吉公园合影

　　七、赴法留学

　　葛健豪一家人到了上海以后，新从法国回来的吴稚晖，大谈法国政府如何排斥华工，华工在那里生活如何困难，使一些青年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葛健豪也担心自己年纪大了，去了怕回不来，因此，思想上曾一度动摇起来。但当儿子谈到像她这样一个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爽朗地笑了，表示坚决跟儿女一道走。为了帮助一些穷苦学生解决旅费不足的困难，她又利用与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槊的儿子聂云台的亲戚和同乡关系，向恒丰纱厂借来了银洋600元。并给一道去的湖南青年打气，从而坚定了一些思想动摇的青年。

　　1919年12月25日在上海杨树铺码头乘法国邮船“央脱来蓬”号启程，经过30多天的航海旅行，葛健豪等于1920年2月2日安全抵达巴黎，7日到达蒙达尼。由于当时法国的男女学生不同校，她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中学，儿子蔡和森入男子中学。这两所中学相隔只二三百步远，她们母子天天可以相见。因此，她尽管身处异邦，但思想情绪非常安定。

　　1922年，蔡和森和向警予先后回国后，她把照顾当时已经怀孕的女儿蔡畅的事，全部揽在身上。1923年2月，她的外孙女在法国出世后，她又要学习，又要做工，又要带小孩，真是忙极了。她坚持这样做，为的是给女儿腾出时间和精力投身革命活动。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夫妇去苏联时，她才带着8个月的外孙女李特特返回祖国，结束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

　　八、创办职校

　　这时，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都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工作，和森和警予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物。由于儿、媳们革命工作的繁重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激烈，她认为自己不能留在上海，成为儿、媳们的累赘，而应该帮助他们解决照顾孩子的负担。出于这种考虑，她在上海只作了一个短暂的逗留，便带着小外孙女李特特回到了长沙。当时，她的家已由刘家台子迁居天茂花园一号，丈夫、长女、大外孙女都住在这里。向警予的长女蔡妮，也从上海送回长沙由蔡庆熙带养。她和小外孙女的远道归来，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每天的来访者接连不断。特别是1924年5月，蔡和森同向警予回湖南探亲时，这里曾一度成为湖南党组织的联络地点，更是她母子老学友聚会的场所。

　　1924年5月25日，向警予在长沙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蔡博。因为这是葛健豪头一个孙子，她特别高兴，乐意在家里承担抚育婴儿的责任。她知道儿媳正从事革命的重要工作，她高兴地对儿媳说： “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能看到你们事业的成功。”此后，除细心照料着孙儿孙女外，还积极投入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当时的湖南《大公报》就有关于她在1924年6月9日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及6月25日她参加讨论女界联合会的简章和宗旨的报道。

　　1925年夏，她为妇女的解放，在长沙颜子庙举办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颜子庙原来是“湖南平民女校”，由她在刘家台子时的邻居周方所办。后来该校搬到中山西路的新建校址，这里就空置起来。于是，她同没有随校迁去的旧教职员工彭慕陶等人商定，利用原来校舍，组织员工起来办所“湖南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大家公推她为校长。长女蔡庆熙也在这里担任缝纫教员。由于她的影响，省总工会介绍眷属来入学的特别多。学校办到第二学期，学生便由两个班增至四个班。同时，学校还成为革命同志的活动场所。据她的外孙女刘昂回忆：“1925年冬，学校放了寒假，湖南省委曾借用校舍办过短期的党校。我家的住所也曾为党传递信件，担负过接头的任务；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的林蔚同志（秋收起义后牺牲）曾把许多宣传品寄放在我们家里，还有党内的一些同志也在我们家里寄住过。”（《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缅怀蔡和森同志》，载《怀念蔡和森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据蔡畅的回忆：她母亲开办的这所学校，“是专教贫穷女子以手工和针黹等技艺的学校，再把工艺换来的钱帮助这些贫穷的女子们”（《续西行漫记》）。

双峰县葛健豪墓

1985年陈云为蔡母题词

许德珩为葛健豪题词

　　九、革命母亲

　　“马日事变”后，葛健豪在长沙的家里被搜查，她办的这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也遭到破坏。由于当时不能再在长沙住下去，她要丈夫带着长女、孙儿回老家永丰去，自己则领着两个外孙女前往武汉找蔡和森、向警予。到武汉后，党组织把她安排住在一条巷子里。这时，和森、警予尽管工作繁忙，隔不了几天就要抽时间去看望她。她一见到儿子和媳妇，总是勉励他们在革命危机关头，既要敢于革命，又要注意安全。不久，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蔡和森安排她带着外孙女又回到了老家永丰。

　　党的“八七”会议后，蔡和森被派去北方局工作。1928年春，又从北方局来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这时，蔡畅同李富春也到了上海。为了便于掩护，和森兄妹把母亲、孩子都接到了上海。她虽然已经63岁，又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她忠于党的事业，一面带孩子，一面做掩护工作。1928年5月，她儿媳向警予在武汉壮烈牺牲，她一直不知道这个消息。

　　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蔡和森受到党内立三路线的排斥，年终，被派驻共产国际。为不加重母亲的负担，和森与妹妹商定，动员母亲回老家去。就这样，葛健豪于1928年底又从上海回到了老家永丰。真没有想到，她这次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外出的机会了，也没有见到儿子蔡和森了。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牺牲。为了不使她悲伤，党组织和家里的人，都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她。

　　这时，她在永丰的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了。只好和丈夫带着长女蔡庆熙、孙子蔡博以及两个外孙寄居别人家。她先后在永丰附近佃居的地方有毛家塘、茶亭子、杨梅子咀等处。1932年丈夫蔡蓉峰在茶亭子去世后，长女蔡庆熙把婆家的财产全部卖掉，将所得的钱交给母亲，在离永丰10多华里的石板冲买了几间破旧房子定居下来，在这里渡过了她清寒的晚年生活。

　　党对这位革命老人及革命后代非常关注。抗日战争前后，党曾派人把她的孙儿、孙女从石板冲接出送去苏联。1938年，周恩来同叶剑英来到长沙时，还专门派人到石板冲，想把她接出去，但她为不加重组织的负担，坚持要住在乡村。后来，党组织就按月汇给生活费，把她养了起来。

　　1943年3月16日(农历二月二十一日)，这位革命老人去世，享年78岁。临终时，她还一直不知道两个儿子和儿媳已经牺牲，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要他们只管工作，不用挂念家里。她的最后遗言，使我们看到了这颗一生为革命而跳动的母亲的心。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蔡母逝世后，提笔写了“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给“蔡伯母”以最好的褒奖。这位伟大的母性养育出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出类拔萃的伟人：儿蔡和森、媳向警予、女蔡畅，女婿李富春。她一家养育出了四个中央委员，她不愧为伟大的革命母亲。

　　葛健豪去世后，由她的长女蔡庆熙将其遗体安葬于双峰县金田石板冲，当地群众对她的坟墓保护得很好。为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革命母亲，1985年9月，双峰县人民政府为她立碑：“蔡母葛健豪纪念碑”，碑名由陈云同志题写。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了“母仪是式，亮节高风”，并题诗：“豪杰蔡家多，儿女万人歌，堪为烈母颂，留学创先河。”葛健豪孙辈曾多次回籍为老人扫墓；其墓脚的两棵郁郁松柏，是外孙女李特特于1985年亲手栽植。2005年在蔡母葛健豪诞辰140周年之际，大型纪实文学《葛健豪传》在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