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珍贵照片见证：谭嗣同鲜为人知的经历

1896年9月25日下午，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七贤”在位于上海外滩附近的“光绘楼”照相馆合影。

1897年初夏，谭嗣同、邱惟毅以及刚满9岁的谭传炜在南京“二我轩”照相馆合影。

1898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时务学堂教习在长沙合影。

　　张维欣

　　120年前的9月28日，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变法失败不愿出走的谭嗣同留下一句“吾自横刀仰天笑”，头颅轻掷，慷慨燕歌行。

　　谭嗣同（简介）存世照片极少，仅有三张，分别拍摄于1896、1897、1898三年，上海、南京、长沙三地，前人多不知其照片缘起以及相关的具体细节，今聊以其三张照片作为纪念，为读者呈现谭嗣同较少人知的经历。

　　上海“七贤”合影：《时务报》作者被聘为“董理”

　　1896年9月25日下午，位于上海外滩附近的“光绘楼”照相馆迎来了七位客人。他们中的三位身着马褂，三位身着长衫。还有一位最右的客人，与同伴不甚相同，他内着箭袖对襟开衫，外披一件白色大氅，神采俊逸、气宇轩昂。

　　这位就是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单膝着地，双手合十，神情肃穆沉静。与他一同合影的，前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士人胡惟志、佛学家吴嘉瑞，后排左起为时任《时务报》经理的汪康年、两广总督李瀚章之婿孙宝瑄、“浙东三杰”之一的维新思想家宋恕。

　　这几位雅集于此的士人学者，皆为谭嗣同交往甚深之师友。在他们中间，有政治家、思想家、出版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政论家、佛学家。他们与谭嗣同的交往，成为晚清江南地区维新士人群体交游的一种缩影。

　　合影拍完后，孙宝瑄在相片后题写了一则偈语：“众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并且，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记述了当天的情形。

　　拍照的那一年，正是谭嗣同刚至南京担任江苏候补知府一职之时。在任上，他数度拜访金陵名士，却因“官路不正”而屡被拒之门外。上司召见，也引同僚猜忌和诟病。本来对仕途还抱有一丝希望的谭嗣同对此十分灰心，在给朋友的信里频频出现“困辱泥潭”“江南乞食”“孤寂无俚”等字句。

　　然而，虽对南京的官场十分厌弃，他却对相去不远的上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上海，是当时“衰老”的大清帝国里最“年轻”的城市。自1842年的《南京条约》将其作为通商口岸开放之后，几乎所有冲撞旧秩序的知识和观念，都从这里传入、散播和发展壮大。

　　谭嗣同等七人合照的“光绘楼”照相馆位于上海福州路东首，当时上海的书报出版商、零售书店，几乎全都集中在这一带。西洋书籍不断在这里被翻译、出版、销售，新思潮带给谭嗣同极大的思想冲击。在南京为官期间，谭嗣同每隔几个月就要去一次上海。他与友人参观中国最早的格致书院博物馆，到格致书院购买西学书籍，到西餐馆“一品香”聚餐纵谈，更是热心介入了《时务报》及其相关事务。

　　时务报馆亦位于福州路，由人脉极广的出版家汪康年负责经营，由满腹新知、文思敏捷的梁启超负责总撰稿。借助上海这片新天地所独有的信息资源、印刷技术和销售渠道，振聋发聩的维新思想得以进入广大士绅阶层的视野和心灵。《时务报》风靡一时，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回应和支持。

　　在《时务报》成为维新运动宣传阵地的过程中，谭嗣同始终是各项活动积极的参与者。他不仅亲自为《时务报》撰写文章，还热心地为其推荐作者。更有趣者，谭嗣同素擅数学，他曾悉心研究《时务报》往年账簿，算出了销售额盈利平衡点，又为其长远发展制定了一整套销售计划。最后，这位热心的作者竟被《时务报》聘为了董理(理事)。

　　这张合影，正是谭嗣同与《时务报》诸人交游之印证。 他们合影的“光绘楼”照相馆开业于1890年，不少名士高官都曾在此拍照留影。

　　南京“武士装相”合影：从家乡请来良师教侄

　　与前一张相比，谭嗣同的“武士装相”亦流传甚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上所选用的，正是此张。然而关于这张照片的前因后果一直鲜为人知，也未尝有人考证。

　　1897年5月，刚刚在南京著完《仁学》的谭嗣同还在江苏候补知府任上，当时，他的舍侄谭传炜(仲兄谭嗣襄之子)随宦在旁。谭嗣同膝下无子，对兄长之子疼爱有加，当时南京并无良师可以为传炜担任教书先生，苦无良策的谭嗣同只得临时让同乡好友刘善涵、黄颖初先后教授。后有人推荐了家乡浏阳的邱惟毅。于是，谭嗣同写信寄往家乡，希望邱能来南京。

　　不出几日，邱惟毅如期而至。当时的谭嗣同住在南京东城墙之内的东关头街巷内，这里紧邻秦淮河桃叶渡码头，静谧秀美。秦淮河至此原有一座“利涉桥”，后被拆除，著名的“二我轩”照相馆就在此地。“二我轩”是一家老字号照相馆，创建于清光绪年间，总部在杭州，在南京亦有分店，是杭州最早使用“电光照”技术的照相馆。

　　初见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从故乡而来的教书先生邱惟毅，谭嗣同欣然邀请其与小侄传炜一同来到家门口的“二我轩”照相馆拍照合影，在当时，这是一件非常“洋气”的事情。大约在1897年的初夏，谭嗣同、邱惟毅以及刚满9岁的谭传炜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算作他们师徒与家长关系的正式确立。

　　长沙时务学堂教习合影：软硬兼施“抢来”梁启超

　　1897年10月末，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谭嗣同再也不愿在昏聩腐败的官场浪费生命，该年腊月，他毅然辞官回乡，投身维新运动之中。这张“时务学堂教习合影”正是拍摄于他归乡之后第二年的3月。

　　在时务学堂的筹备时期，谭嗣同就发挥了许多不可或缺的作用。

　　早在1897年5月，为筹措学堂所需资金和购置学生使用的仪器，学堂创办者熊希龄和蒋德钧就来到上海。得知两位老友来沪，谭嗣同第一时间赴沪与他们会晤。谭嗣同素来对各类精密仪器十分熟稔，他热心地将杨仁山从海外购买的各类仪器转卖给时务学堂。在杨宅，谭嗣同亲自验看了各类仪器，并表示由时务学堂人员先行选购，方才应允将其余仪器售予其他求购之人。

　　为防售罄，谭嗣同甚至还自行出资为时务学堂购买数百张图纸，并代为订购了一批几何模型。他还推荐熊希龄在上海洋行购买度时表、寒暑表、空气风雨表等10余种测量所需仪器，以及天文图、地学图、矿石图、电学图、化学图、百鸟图、百兽图、百虫图、植物图等20余种图表。

　　除此之外，谭嗣同又力促杨仁山学习工程测量专业的儿子杨自超来湘担任时务学堂测量教习兼仪器管理员，将他从英国学到的测量知识传授予年轻的湖湘士子们。时务学堂中的学生可以享受到领先世界的教学设备与资源，与谭嗣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早期科学启蒙教育的点点星火，也由此传布开来。

　　仪器的问题解决完之后，熊希龄又看中了《时务报》总主笔梁启超，希望把他“挖过来”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然而当年仅有24岁的梁启超已名动天下，《时务报》报馆总理汪康年十分不情愿放走这个“大招牌”。

　　为此，熊希龄想到了素来与梁启超交好的谭嗣同。接到任务，谭嗣同立马写好一封言辞坚决的信，表示如若汪康年不放人，自己将亲自去上海把梁启超“忤而豪夺以去”。以这种“抢人”方法，软硬兼施之下，汪康年终于松口，答应放人。于是，梁启超偕李维格以及同门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离开上海，前往长沙。

　　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暂租用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至三贵街一带)刘权之旧邸为校舍。熊希龄被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为学堂总提调，谭嗣同被任命为学监，梁启超被任命为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又与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杨毓麟担任中文分教习。皮锡瑞的《师伏堂日记》中有关于谭嗣同为学生出考题、定名次等记载。

　　执教之时，谭嗣同向学生阐发了不少民权民主思想，学生深受启迪，小小的学堂里埋下了不少革命的火种。然而，较为激烈的言论却引发了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以及劣绅叶德辉等人的不满，认为有倾覆清王朝的思想倾向，于是，他联合了10余乡绅，上书呈请陈宝箴解散时务学堂，并辞退该校教习。

　　谭嗣同深夜造访时任《湘学报》主笔的好友唐才常，请他入时务学堂执教，以声援势单力孤的梁启超，唐才常欣然同意，并在不久后就被增聘为中文分教习。

　　然而就在这时，梁启超却病来如山倒，不得不离湘治疗。在梁启超走后，谭嗣同与其他教习合拍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从左往右依次为：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这就是为何此照中有唐才常无梁启超的原因。

　　在这张合影拍摄后的两个多月，谭嗣同即北上参与新政，后因不愿出走而遭清政府杀害于1898年9月28日。

　　(作者系谭嗣同爱国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湖湘文化研究会理事、浏阳谭嗣同文化研究会会员。著有《谭嗣同年谱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