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界“北梁南刘”：你认识梁思成 却不识湘人刘敦桢？

(1938年，刘敦桢一家五口自新宁经越南赴昆明，图为赴越南护照照片。)

(1937年冬天于湖南新宁刘家老宅，最左边靠柱子蹲着的男孩即是刘叙杰。)

　　北梁南刘。今天看一代建筑学家、湖南新宁人刘敦桢（简介）的文集，那一张张手绘图精美得让人以为他是美术家。他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耗时七年，前后八稿，手绘图竟也无数次返工。昏暗的油灯下，铅笔、钢笔仔细地刻画着每一根线条，每一条纹饰，甚至每一块砖瓦。从抗战期间西南的茅屋，散发着湿臭的小镇旅舍，到1949年后大学的职工宿舍、办公室。生命如此延续、消耗，这，本身也是生命。

　　他修复的天心阁于“文夕大火”中焚毁，只有今湖南大学的物理实验楼是他留给湖南的唯一礼物。

　　2012年，刘敦桢诞辰115周年。讲述他的一生，不知是否错误。本是精美的手绘图，却成了一个线条。

　　电话那头，南京的刘叙杰（刘敦桢之子、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湖南人不了解刘敦桢表示遗憾，甚至对记者当时还没看过《刘敦桢全集》也有“不满”。

　　他说，知道梁思成的人，就应该多了解刘敦桢。

　　青年时代：为适应在日本的生活，他爱上了田径、游泳、足球，还逼着自己吞食半生半熟的鱼虾

　　1897年，刘敦桢出生于湖南新宁，那是一个靠近广西的偏僻小县。

　　1913年，在他16岁时，没有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或为革命奔走，或到保定投笔从戎，而是选择了科学救国——这是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他留学日本，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学机械，后来改投建筑，而这个决定影响了他的一生。

　　刘叙杰对父亲早年的讲述，来自于他母亲陈敬在世时的回忆。据刘叙杰说，年轻时身体羸弱的刘敦桢，为适应在日本的生活，爱上了田径、游泳、足球，还逼着自己吞食半生半熟的鱼虾。爱好锻炼的习惯保持到1922年回国后，在任教于南京时，他经常于周末乘夜班火车到上海，第二天看球、踢球，晚上再返回南京。

　　从1925年至1930年之间，刘敦桢往返于长沙和苏州、南京之间，任教于湖南大学、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和南京中央大学。在长沙，他设计了湖南大学第二院教学楼（今物理系实验楼）和天心阁城楼。那时的长沙市政府，刚刚将天心阁辟为公园，重修城楼，并增加两翼附楼，这一工程即由刘敦桢设计。

　　这时的他，专注于建筑设计，带着青年的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后来去中国营造学社，转向纯粹的建筑历史和古建筑研究，这被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称为“那是他的人生走向另一个辉煌的开始”。

　　就在刘敦桢任教湖南时，经人介绍结识了当时在此读书的学生陈敬，他们于1930年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时尚”的结婚：新郎长袍马褂，新娘西式婚纱，对长辈鞠躬而不是叩头。

　　婚后不久，他们回南京，一年后，刘叙杰在那出生。

　　“父亲一生唯一的两次流泪，一次是祖父去世，一次是小妹夭折”

　　刘敦桢1930年加入的营造学社，其实是一个由朱启钤（北洋政府官员、实业家）私人发起成立的当时唯一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团体。也是这位朱启钤，首先以“北梁南刘”并称。

　　“在北京，我们后来租住了一个五重院落的大宅院，维持了一个小家庭的中上层生活水平。但父亲的书房是孩子们的禁区，孩子们吃饭时有自己的小桌椅，睡觉也与大人分开。父亲不是外出考察就是在营造学社，除了在某些假日和家人一起去北海公园外，很少见到他。”在刘叙杰的记忆里，童年时对于父亲的印象，是淡薄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刘敦桢与梁思成，“北梁南刘”带着家人，在中国守军撤退后方始撤离，因为没人料到再次返家会是十年之后，走时只带了随身衣物，那一切书籍文稿，从此消失。

　　他们从北平乘火车往天津，中国人与日本侨民、军人都在一列车上。日本人欢呼，而中国人沉默无言，刘叙杰回忆，“连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收敛起自己的淘气，不敢乱说乱动”。

　　在从天津大沽口乘船，经烟台到青岛登岸后，他们再次转乘火车到长沙。但因为一次空袭中梁思成一家险遭不测，又全体西行，梁思成先行，刘敦桢一家乘汽车从长沙到邵阳，再乘小木船到新宁。作为孩子的刘叙杰，因那河上可以看到纤夫，听见他们拉船的号子，有白天里看不尽的绿水青山与近村远树，夜晚停舟后的闪烁渔火，他说“这生活似如梦幻”，“但父亲总是坐在船里看书”。

　　虽于抗战，乡间生活也是宁静的。后来刘敦桢夫妇曾多次计议在年迈时返乡，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山村颐养天年，可不仅没能实现，这次短暂回乡，也成为最后一次。

　　次年春，他们一家经广西绕道越南至昆明。1940年秋因日军占领越南，昆明似又成了前线，只好再次避难于川南宜宾的小镇李庄。1943年迁居重庆沙坪坝，刘敦桢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央大学。

　　西南抗战时期的生活，艰苦到不仅变卖衣物，连工作必不可少的《辞源》也忍痛割爱，刘叙杰说，“这对一个学者来说，真是一个极为可悲的讽刺”。

　　刘叙杰看见父亲一生唯一的两次流泪，就是在这段岁月里。“一次是在昆明，父亲接到祖父去世的消息而无法回家奔丧，一次是在重庆，小妹叙彤患脑炎无法医治，不幸夭折”。

　　1938年云南西北部考察，护送他们的士兵都是实弹警戒，如临大敌

　　自入中国营造学社后，刘敦桢多数时间在华北考察古建筑；抗战后在西南的3年营造学社生涯里，除1939年、1940年的两个春夏季节外，常年奔波于西南山水间。

　　1933年秋，刘敦桢以平汉铁路为中心，调查华北铁路沿线的古建筑：定县的北齐石柱、易县清代帝陵，各种阁楼、寺庙、民居。他们会在山野道中露宿，庙中暂避，遇到大雨，无处可躲，就照常在山里行走；那时河北的沙尘天气，已是剧烈，有时“自顶至踵”，全被沙尘遮蔽；小县城的旅馆臭气熏人，昼夜不能寐……

　　能赶上秋高气爽的天气，是他们十分高兴的事情。在今天留下的描述风光的日记里，他也不经意间刻画着建筑，乡间板筑的土垣，远近的林木，让他觉得“沉着可爱”；丘岗、平野、松林中，夕阳照在碑亭丹壁上。农历九月，在河北定兴县，秋天的华北原野，野草尽黄，枫林尽红，让这位学者“顿忘行役之苦”。

　　沿途偶见的一些惨景又让他顿生凄凉：1937年，登封县歉收，人们以树皮、观音粉充饥；作为定窑的产地，当时的河北定县已因兵祸而衰落，县城内居然有麦田。

　　西南的考察，集中在云南、西川两地。

　　1938年考察云南西北部，那里群山错杂，尚是不安定之地，护送他们的士兵，都是实弹警戒，如临大敌。乡间皆为妇女劳作，她们“体格强健、姿态自然”，这种原始的状态令刘敦桢“羡慕无已”。

　　西南时期的刘敦桢，已不似青年时的身体强健，考察途中时有支气管炎复发，终夜未眠、不能出行的情形。此时，他便于寓所内读当地县志或族谱。

　　1939年8月-1940年2月，考察四川、西康是为时最长的一次。

　　他们从昆明郊外出发，经贵州入川。在重庆，晚上十一点半，闻空袭警报，一行人出门躲避，“徘徊月下，以消长夜”。凌晨4时警报解除，返回旅馆，以待天明。如此夜半到屋外、甚至城外田野间躲避空袭，已是常态。

　　每一张手绘图都要多次返工，以至于助手们“不可能没有怨言”

　　1949年后，刘敦桢因为肺支气管肿大，最终辞去本科教学职务，而只带助手与研究生。编《苏州古典园林》和《中国古代建筑史》时，他和助手都要完成大量的钢笔手绘图，以专业眼光看，刘叙杰认为这些图“构图与表现技巧都达上层”。每一次绘制都是相当艰巨的任务，而其中又要大量返工，因此，刘叙杰猜测，那些助手们“对多次返工不可能没有怨言”。

　　在历次运动中，尤其是“文革”，批判刘敦桢的人，都找不到好的理由。因为他既没当过旧官僚，也不是资产阶级，更没什么贪污腐化和生活品质问题，至于出生封建家庭，他则在13岁时就已离家。后来只能拿他的《苏州古典园林》挑毛病，说那是为“封建腐朽阶级张目”。

　　无端的攻击加上癌症的折磨，使他在1968年默默辞世。1979年，在平反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南京雨花台公墓。

　　声音

　　“在一个没有建筑文化氛围的国家，建筑师是不可能走进公众视野的”

　　柳肃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建筑界自来以“北梁南刘”齐名，但刘的名气却远低于梁。梁思成的出名，一是因为古都北京的保护，一是因为他妻子，“才女”林徽因。不然，梁恐怕也会像刘敦桢等建筑学家一样默默无闻。

　　这种默默无闻和我们的社会文化氛围，尤其是建筑审美文化有关。建筑的两个要素，简单地说：好用，好看。我们的建筑学多数在工科，普通民众也认为它是纯技术，只盯住了“好用”，而忘记了“好看”，没有将其当艺术看待；而当今频频上马的各种造型奇特的建筑，在建筑学家看来，并不属于“好看”的范畴，而是庸俗的代表。真正的好看，如现代建筑“包豪斯”的几何线条，虽然简单，却是流畅与优美的代表。

　　国外，建筑师与画家、音乐家一样，有他的艺术地位。新的建筑出来，要有建筑评论家在电视、杂志等媒体上进行评论，就像影评一样，以此来推动大众审美水平。一个具有良好建筑文化的国度，需要有三个群体：建筑师，推出作品；建筑评论家，评价新的建筑；民众，欣赏或评价建筑。而我们国家，远没有这个建筑文化氛围，在这个大环境下，建筑师是不可能走进公众视野的。

　　参考资料

　　刘叙杰《创业者的脚印——记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一生》，《古建园林技术》1997年第4期

　　《刘敦桢文集》第二卷、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