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难酬蹈海亦英雄

　　近代民主革命者——陈天华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又字过庭，号思黄，新化县荣华乡人。1896年入新化资江书院，1898年入新化实学堂(今新化县一中)。1903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次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筹备发动长沙起义。1905年，在东京与宋教仁创办《二十世纪支那》杂志；辅佐孙中山筹组同盟会，担任书记，起草《革命方略》；《民报》创刊后任编辑，参与对康、梁保皇派的论战。同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愤而投海殉国，时年31岁。1906年春，其灵柩运回长沙，公葬于岳麓山。他一生救亡图存，宣传革命，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鼓动家和宣传家。所著《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的号角和警钟。

　　少年壮志

　　1875年3月6日(农历正月二十九)陈天华出生在新化县知方团(今荣华乡)下乐村(今小鹿村)，兄弟3人，他排行第三。2岁丧母，家境贫寒，父亲陈善是一个落第秀才、乡村塾师。天华5岁起由父课读，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同时替人放牛或提篮叫卖，过着半流浪生活。他在当小贩卖糖果时，因迷读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等，糖果常被人取食，不知计值收钱。宋教仁评价他“性敦笃，善属文”，“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虽箪瓢屡空，处之怡然。”9岁嗜读《左传》、《资治通鉴》，尤爱民间说唱弹词，经常仿效这些文体编写短篇通俗小说与山歌小调，很受乡亲们的欢迎，一时都称他为“神童”。

　　陈天华“少时即以光复祖国为志”对清朝封建专制、民族压迫深为憎恶，遇人称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效力清廷之功业者，辄鄙弃不顾；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农民起义首领，却十分赞赏和崇拜。他16岁时，有一天路过驿亭，在墙上挥笔题写了“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的诗句，抒发了他澄清天下、救亡图存的志向。

　　陈天华就读新化实学堂时，有一次作文比赛，题目为《述志》。他略加思索，一挥而就，第一个交卷，被评为一等第一名。他仅用100多个字就写出了主张政治改革的志愿：“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

　　教师罗仪陆阅后，大加赞赏，提笔在卷旁写了两句批语：“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还加了一个眉批：“少许胜人多许”。

　　奋猎书林

　　1895年，陈天华的父亲陈善到新化县城谋生，住资江书院。陈天华随父迁居，常到资江书院旁听。一天，院长邹苏柏批阅作文，见陈天华那篇几千字的文章写得非常精辟生动，便破例允许他借阅书院藏书。一部《二十四史》，半年多就被陈天华“整日整夜细心研读”完。他“每读书至奸佞乱朝、夷狄猾夏，制度废弛之所由”处，常掩卷长叹，忧愤不已。

　　邹苏柏爱才心切，对新化巨绅陈御丞说：“你们族里出了个奇人，你当周济周济!”他介绍了陈天华的非凡才干。陈御丞爽快地答应了，当即立了一个折子，每月供给陈天华三斗米、一串钱。从1896年至1897年，天华正式就读资江书院。自此，他不必为生计发愁了，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读书上去。他一方面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研究中国现状，富国强兵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地燃烧在心头。

　　1897年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倡导新学，在长沙创立时务学堂，陈天华被录为外课生。他勤奋学习学堂规定的经学、子学、文学、西学等课程，尤其潜心钻研西方新学，很快就成了外课生中的尖子。次年春，与长沙时务学堂“作桴鼓之应，实开湖南七十二州县之先声”的新化实学堂开办，陈天华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此就读两年。他博览新学群书，广涉中西史志，“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纸，慨然欲任天下事”。维新运动的潮流，促使他对祖国历史发生浓厚兴趣。为读《资治通鉴》，他几乎废寝忘食。在进步教师指导下，陈天华努力“研究历史兴衰之故，方舆夷险之道，与典章制度之源”，往往多有所感，“下笔便数千万言”。他“每读中西史书，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他常与同学讨论民主自由平等政治学说，见解新颖，“为时流所侧目”。奋读、求新、求变，改革现状，成为陈天华一生不渝的追求。

　　忧国不娶

　　1898年9月8日，《湘报》149号刊登了《新化县童生陈天华等<公恳示禁幼女缠足禀>并批谕》。陈天华等大声疾呼：“为禁革敝俗，恳示通行，事禀妇女缠足，于古无征……害及天下万世”。要求政府“出示晓谕，以觉愚俗，而变颓风，则不惟二万万女孩馨香顶祝，而强种保族之举，亦略见一端矣”。当时，梁启超这样描述了受维新运动影响的年青一代，“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计”。陈天华正是这些青年中的杰出代表。

　　1900年春天，陈天华到长沙岳麓书院求学，6月，因父亲去世，他星夜徒步回家奔丧，由于过度悲痛，得了一场大病。第二年，他继续在新化实学堂读书，成绩优异，写文章更是出了大名。有位有名望的地方官员非常器重博学多才的陈天华，想将爱女许给他为妻。这时，陈天华已是26岁的大龄青年，从祖父、父亲到他，都是一脉单传。按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来衡量，他是该娶妻生子了。可是陈天华却没有成家的打算，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私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这位地方官听了，对他更加钦佩。

　　血书醒世

　　1903年3月，陈天华由新化实学堂资助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同年4月，沙俄妄图吞并我国东北，向清政府提出了7项要求的“密约”，俄国代理公使声称要“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4月29日，我国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召开拒俄大会，黄兴、陈天华到会演讲，并提议组织了有500人参加的“拒俄义勇队”(后更名为“拒俄学生军”)，准备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几天后，参加者超过1000人。陈天华一方面积极参加实弹射击、军事操练；一方面积极宣传抗俄保国。他咬破左手中指，写了几十封《敬告湖南人》、《复湖南同学诸君书》的血书，邮寄湖南各校，大声疾呼：“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

　　“苟万众一心，舍死向前，吾恐外人食之不得下咽也。中国之存亡系于诸君，诸君而以为中国亡，则中国亡矣；诸君而以为中国不亡，则孰能亡之?”

　　血书抵湖南，抚台赵尔巽“亲临各学堂，将天华血书宣布，并揭之官报，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训练所”。听者为之激昂，各地纷纷办起武备训练所。“拒俄学生军”不久被清朝驻日公使蔡钧下令解散，5月11日，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以“拒俄学生军”为基础，新成立另一个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由拒俄御侮转为武力反清。

　　号角警钟

　　到日本留学后，陈天华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张牙舞爪、清政府一再妥协的现实，决心以笔作武器，进行革命宣传以唤起国人觉醒。他和杨笃生发起创办了《游学译篇》和《新湖南》两种杂志，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宣传民主革命，鼓吹民族独立。从1903年初夏到仲秋之间，陈天华用通俗文艺说唱形式写成了震惊中外的反帝革命宣言——《猛回头》与《警世钟》。这两本书，联系实际，夹叙夹议，明白如话。《猛回头》能“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警世钟》则文势如千军万马，笔力如排山倒海，句句扑人胸腔，字字扣人心弦，堪称名实相符。他在《警世钟》的引言中序诗云：“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他在《猛回头》一书中直陈列强瓜分中国的险恶局势：“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鲜明地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

　　他还在《猛回头》中提出了10条救亡图存的革命主张，形成了一套初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方案，并极力主张全体同胞“要用生命赴诸实施”，“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拒外族，复我衣裳”，“吐气扬眉，齐呼中华万岁!”《尾声》赋诗响遏行云：“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

　　陈天华的这两本小册子，在日本和中国广泛流传，其影响之大甚至超过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政见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当时，湖南、湖北和江西一带，凡能识字者，都喜欢读这两本书。毛泽东同志1936年与斯诺谈话中回忆少年时代读了《警世钟》对自己的影响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一’，并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些小学堂里的少年儿童还四处募捐资金，翻印传播。满清政府视其为洪水猛兽，对出版和代售该书的书商横加罪名，严令学校监搜，唯恐流传，结果反倒更加促使这两本书的传播，甚至连上海租界也屡禁不止。尤其在巡防营和新军里，兵士奉为至宝，有些人还把它当作湘剧的南路北路来唱，思想言论深受影响，退伍后又将其传播民间，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陈天华一生还写了大量充满爱国激情的不朽作品，如《国民必读》、《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现世政见之评决》、《最后之方针》和中篇小说《狮子吼》等，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作了出色的贡献。但他所有论著都没提到“平均地权”这一民主革命的根本纲领，对农民的切身利益有所忽视。

　　辅孙建盟

　　1903年冬，陈天华作为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回国策划起义。1 1月4日，他和刘揆一、宋教仁、杨毓麟等以庆贺黄兴30岁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为避免清政府注意，对外以“兴办矿业”为名，取名“华兴公司”，并发行华兴股票。1904年2月15日，陈天华、黄兴又以阴历除夕聚餐为名，正式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会上，推举黄兴为会长，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会外，另外组织两个革命小团体同仇会和黄汉会，陈天华和姚宏业担任黄汉会运动军队参加起义的工作，前往江西吉安，不久，因清政府搜捕，陈天华不得不于1904年3月再次东渡日本。

　　1905年7月底到8月中旬，陈天华在东京小石川区久坚町东新泽社居住期间，辅佐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功勋卓著。陈天华是极力主张“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的。宋教仁《我的历史》一书记载了1905年7月29日华兴会集会讨论的详细情况：“到陈星台(天华)寓，邀星台至黄庆午(兴)寓，商讨对孙逸仙之问题。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于今日集议。既至，庆午先提议，星台则主以吾团体(华兴会)与之联合之说。庆午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刘林生(揆一)则主张不入孙会之说。”

　　结果是陈天华的主张得以实现。所以，孙中山把这次接见湖南人士的谈话标题为《与陈天华等的谈话》，足见孙中山是何等的器重陈天华。

　　在同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上，陈天华被选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8月13日，陈天华又发起组织并主持东京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孙在会上的演说词，亦由陈整理；《民报》创刊，陈天华出任经理及撰述员，他撰写《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逸仙事》一文，刊于《民报》第一号。同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陈天华起草的同盟会《总章》和《同盟会宣言》。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工作，陈天华为执行书记。陈天华与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被定为同盟会机关报。

　　驳倒康梁

　　1905年9月24日上午，陈天华密友吴樾怀揣炸弹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去炸出访欧美的端方等五大臣，不幸炸弹被挤落爆炸而自己身亡。东京留日学生纷纷为吴樾举行追悼会，梁启超竟然在《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一文中说人们希望“立宪”，陈天华奋笔写了《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一文予以驳斥，他形象地把五大臣出洋“预备立宪”的骗局比作魔鬼画皮：“盖鬼，可畏者也；鬼而变易面目，使不知其为鬼而亲近之，则可畏愈甚。五大臣之出洋也，将变易其面目，掩其前日之鬼脸，以蛊惑士女，因以食人者也。”

　　此后，陈天华还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与保皇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论战，导致国内外20多种报刊都投入了这场百年罕见的大辩论。

　　康有为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民共事，而能完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梁启超说：“必曰破坏旧道德为革命家应行之义务，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

　　针对保皇派否定革命和恶毒攻击革命的言行，陈天华以横扫千军的雄健笔力写道：“革命者惟问当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自我作始可也。苟无创始者，则历史又何从有乎?”“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我因爱和平，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和平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

　　这些论述，以高屋建瓴之势痛斥了康、梁的陈腐观点，有力地打击了保皇派的嚣张气焰。

　　蹈海殉国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禁止留学生结社集会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此《规则》一出，立即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陈天华等人在11月3日召集各校代表在留学生会馆开会，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取消《规则》，并提出了罢学归国以示抗议的建议。11月5日，陈天华在富士见楼向留学生大会宣读了他草拟的《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的驳议》。11月8日，留学生总会(主要成员有陈天华等)宣布在东京和京都实行总罢课。留学生的罢课行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震动了日本列岛。

　　后来，留日学生在罢课和归国问题上产生分歧，由此而分裂成两派，日本报纸乘机冷嘲热讽，陈天华极为忧虑，经过反复思索，最后决定效法春秋战国时“鲁仲连义不帝秦”和屈原投江殉国行动，蹈海一死，以自己的生命来唤醒和激励大家“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12月7日夜，陈天华伏案疾书，写下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万言《绝命书》。他想起父亲自幼年起就对他满怀殷切期望，也想到了陈家三代一脉单传；但他想更多的则是如何唤醒学界，再掀爱国热潮。他激昂地写道：“‘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并决绝地写道：“欲说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州执政柄……”

　　翌日清晨，陈天华一如平日，神色自若，盥洗、阅报、早餐后出门时，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借了两元钱，别人还以为他要付刻印费。陈天华独自乘车来到朝霞映照的东京大森海湾，纵身跳入茫茫无际的大海。他本是弄潮好手，平日又注重身体锻练，现在却要自沉沧海，这需要何等无私忘我的果敢气魄啊！

　　31岁的陈天华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生命。他的英雄业绩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爱国青年前赴后继，为民族解放而斗争。陈天华殉国时，孙中山正在南洋，闻讯后哀悼不已。香港革命志士郑贯公等旋开追悼会于杏花楼，各界临悼者千余人。冯自由作联挽之日：

　　生平得爱友二人，星台殉国，庆午(黄兴字)何之(时已久未得真讯息)？可叹吾党英才，又弱一个；

　　灵爽凭健儿五百，公武(指国公)鸣钟，自由不死，誓覆虏酋政府，实践三民。

　　12年后，东渡日本的周恩来十分仰慕陈天华，曾写下“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壮丽诗篇。

　　浩气长存

　　陈天华蹈海壮烈殉国，在当时曾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出现了“一人宣读(《绝命书》)，听者数百人，皆泣下不能仰”的动人场面。东京、京都、香港、长沙……纷纷为陈天华举行追悼大会，使满清政府惊恐万状。

　　陈天华生前好友姚宏业(湖南益阳人)，在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后返回上海办中国公学，因事业受阻，忧愤至极，也于1906年5月6日投黄浦江而死，年仅25岁。同年5月23日，陈、姚的棺柩运回长沙，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和宁调元领导学生，要求清政府同意公葬于岳麓山，遭到湖南巡抚俞廉三拒绝。5月29日，禹之谟、宁调元领导广大学生不顾清廷禁令，为陈、姚举行公葬仪式，送葬队伍“皆着白色制服”，达万余人之多，“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4号上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追述此事说“4月1日，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鲜明的旗帜和洁白的旗帜，映着火红的日光，哀歌高唱，接二连三的延长十里以外。”沿途军警呆立路边，不敢按上峰指示加以制止。这实际上是湖南历史上第一次革命大示威。

　　送葬队伍最前面举的是两幅大挽联。一幅是禹之谟所撰并书写：

　　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烈士竟捐生，两棺得赎湖南罪；

　　攘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鞑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

　　一幅为宁调元撰联禹之谟书写：

　　其所生在芳草美人之邦，宁葬清流葬鱼腹；以一死作顽民义士之气，奚问泰山与鸿毛。

　　禹之谟、宁调元先后发表讲演，盛赞陈、姚生平事迹。日本友人宗家小林彦五郎、美国友人吴德施、孟良佐也先后发言，表达对陈、姚的哀悼和敬意。

　　公葬之后，宁调元、陈伯平及众多爱国志士，都赋诗著文，讴歌陈天华烈士。孙中山得知陈天华蹈海殉国，题有“侠骨丹心”以示悼念。

　　宋教仁慨叹“呜呼！使天而不亡我汉族也，则烈士之死，贤其生也，使天而即亡我汉族也，则我四万万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几何哉？呜呼痛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专题刊列陈天华的生平简介和《猛回头》、《警世钟》的书影。1993年，新化县文工团创作演出大型戏剧《陈天华》，(获省“优秀剧本奖”)1999年，新化县城南火车站前新开辟大广场，命名为“天华广场”，表达了家乡人民对陈天华的敬仰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