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历史上最牛的老师，比孔子还牛！你晓得他是哪个啵

　　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

　　东洲岛位于衡阳市区东南面的湘江中央，长2公里左右，宽约200余米。从侧面看去，它如一艘不沉的巨舰，航行在碧波荡漾的江面。从空中俯瞰，其形如大雁，与衡阳雁城之名隐秘呼应。明代陈安《衡州八景赋》云：“亦有东洲，在彼中流。桃花片片，绵浪悠悠。绿杨彼岸，江雨随舟。”清代衡阳名士常豫《东洲桃浪》诗云：“二月春波慢慢流，桃花千树簇芳洲。飞红腻作燕支水，酿尽繁华洗尽愁。”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少年时曾在东洲对面的苏洲湾王衙山下耐园苦读，为日后创建博大精深的船山学说打下了基础。

　　清代咸同年间，衡阳又出了一个盖世大英雄，他就是原湘军水师提督，后官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的彭玉麟。光绪十一年(1883)春三月，回籍养病的彭玉麟，见位于王夫之出生地回雁峰下王衙坪的船山书院，“院地逼近城市，湫隘嚣尘，殊不足以安弦诵”，于是奏请朝廷颁旨，并捐赀一万二千两，在东洲岛上重建船山书院，使原来的一个县级书院升格为道级书院，“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属举贡生监肄业其中，则凡延聘师儒、甄别生徒、整饬院规，给发膏奖，皆应归衡州分巡道主持其事”(《改建船山书院片》)。据说书院每年总收入共计折谷5000余石，如此充足的经费是当时中国任何一所学校所不敢奢想的。

　　彭玉麟还亲自为书院撰联：“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贤，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三篱桃浪暖，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联语立意高远，用典自然，既称颂船山先生治学严谨，造诣高深，又勉励后辈学子珍惜青春年华，勤学苦读。

　　船山书院任教的先生由“四府士绅商请”，像杨柏寿、夏彝恂等都是“学问名望素优之士”，主持书院的山长更非当世大儒不可，彭玉麟第一个想到了湘学泰斗王闿运。早在咸丰三年(1853)秋，曾国藩衡州编练湘军时，二人就已相识，并素相友善。睥睨群雄的王闿运，对彭玉麟评价颇高，谓之“刚介绝俗”、“功绩卓著”、“行谊可敦薄立懦，嘉言奇行，不可胜记”(王闿运《彭公玉麟行状》)。彭玉麟对王闿运的学问人品亦极为推崇，因此多次邀请他前来掌教船山书院。只因王闿运其时正主讲四川尊经书院，不能辜负川督丁宝桢的礼遇和川中士子的信任，因此未能到任。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初春，四川事了，他才在衡州知府窦世德的恭请下，从湘潭云湖桥来到东洲，掌教船山书院。至为遗憾的是，老友彭玉麟已于一年前去世。

　　王闿运上岛的时候，正是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漫洲灼灼的桃花，灿若红霞，给整个小岛披上了一层迷离绚烂的轻纱。那一片片落红漂浮在江上，仿如云霞入水，变成了暖人的桃浪。他不由慨叹道：“东洲桃浪，衡州府八景之一，斯言不谬也。”五月二十二日，他亲书一联贴于院门，表达了办好船山书院的钧天之志，联曰：“海疆归日启文场，须知回雁传经，南岳万年扶正统;石鼓宗风承宋派，愿与重华敷衽，成均九奏协箫韶。”自此，他在这儿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应聘掌教亦二十五年矣”(《邗江王氏族谱序》)。

　　湖南书院历史上具有浓郁的祭祀之风。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非常重视对乡贤的祭拜，尤其是对大儒王夫之的祭祀，使之成为清末王学的大本营。船山书院本来就是为祭祀王夫之而建，王闿运在平日的教学中，不课八股，以实学造士，注重引导院生诵读王夫之的遗著，并亲自带领诸生定期祭拜先贤，以此培养弟子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结，从而弘扬湖湘文化中绵延不绝的船山风骨节操。

　　因为王闿运的到来，船山书院名声大振，不但省内岳麓、城南、渌江等书院的高才学子纷纷南下，就连邻省江西、广东、福建的莘莘学子也负笈前来，“海内执经问学者踵相接” (《衡阳教育概况》第六篇)，一时有“学在船山”之誉，因此成为晚清十大书院之一。

　　“王闿运为人恬淡洒脱，言行警拔，有类禅僧。门生满天下，举世仰为泰斗，诗文亦称当代第一”(朱经农、唐钺、高觉敷《教育大辞书》)。在晚清书院教育衰颓的情势之下，王闿运力倡通经致用，实施经世教育，培育经世英才，世人谓之“抟土成人，点铁成金”(尹铁凡《大师湘潭王闿运》)，“成就之士多至数千人”(湖南巡抚岑春蓂奏折语)。其中许多人在他生前身后，纵横捭阖于中国近现代大舞台，事功德业超过了孔门弟子，因此尊其为孔子之后一代师表，实不为过。

　　王门弟子与近现代政治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颜其居曰湘绮楼，人称湘绮先生。祖籍衡阳西乡，后徙湘潭，生于善化(今长沙)。其“壬父”两字小印，颠倒观之则为“文王”，隐喻素王改制。《清史稿》说他“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二十五举孝廉，二十八遂通诸经”，今人张鸣说他“就是一个湖南骡子似的读书种子”(《历史的空白处》)。乡试中举后，他一度入曾国藩幕，后游说京师，以布衣而动公卿。咸丰皇帝最宠信的权臣肃顺收留府中，“奉之若师保”(《清史稿》)。咸丰帝读过他为肃顺代书的奏章后，问：“此人为何不出仕?”肃顺回答：“此人非貂不仕。”咸丰帝一挥手，说：“可以衣貂。”当时规矩，二品以上的大员和翰林才可以穿貂皮衣。翰林品级虽不高，因为是天子门生，故也可以享受这种待遇。从那以后，别人就称他为“衣貂举人”了。但他不以文人学者自限，特别留意海内鼎柱人物的动向，意在兜售帝王之学，期冀封侯拜相，功标青史。然而事与愿违，游幕无功，只得潜心于经史研究，肆力于诗文创作。虽然“纵横计不就”，但“慷慨志犹存”，他不忘在弟子中物色衣钵传人，以便将自己一生中的真实学问倾囊相授。

　　光绪二十一年(1895)，“旷代逸才”杨度出现了。

　　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湘潭姜畲石塘村人。这年春天，21岁的杨度参加礼部会试，结果名落孙山。王闿运得知杨度乃贾谊、谢安一类人物，便亲自前往湘潭县石塘铺杨家，招其前来船山书院就学。杨度师从王氏3年，深得王氏喜爱，师生关系亲密，互相之间可以随便开玩笑，王氏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晳子”。杨度曾问乃师入世之法，王授以“多见客，少说话”六字真言。

　　杨度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不顾恩师的劝阻，东渡日本研究君主立宪政体，立志在清末民初乱世大显身手。他的一生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袁世凯、袁克定、张勋、曹锟、汪精卫、孙中山、黄兴、蔡锷、鲁迅、李大钊、周恩来、陈赓、夏衍、齐白石等诸多人物命运相连，可谓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救国之路的一个鲜活例证。

　　杨度早年参与公车上书，后来又支持袁世凯称帝，洪宪王朝崩溃后，转而帮助孙中山，投靠青帮杜月笙， 1929年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他的身份经历了无数次转换，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晚近中国种种错综尖锐的矛盾。他始终以“国士”自许，有救国之心而所托非人，空怀博学宏识而把握不到时代脉搏，杨度的悲剧，也是中国近代艰难崛起之路的一个缩影。

　　杨度曾写下一首气势磅礴、洋洋洒洒2000字的《湖南少年歌》，可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相媲美。他认为，中国应以湖南为中心，团结起来抗御外侮，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对湖南爱国青年产生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历史虽已翻过100年，但《湖南少年歌》所表达出的天下兴亡之责舍我其谁，为国为民之事身先士卒的精神与气度，依然有着强烈的穿透力和现实感。

　　由传授帝王之学到补上老庄之学，由力荐进京做官到敦促奉母南归，杨度跟随恩师走过了20多年风雨历程。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在云湖桥无疾而终，享年84岁。寄居天津、时运乖蹇的杨度闻悉后，悲痛难抑，作挽联曰：“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上联激赏恩师具备旷古未有圣人之才，但又逍遥自得，明哲保身，与世沉浮;下联慨叹自己从师多年，身怀帝王之学，但所遇非时，有愧恩师的期望。联语深沉，感情真挚，读来痛感乱世颠沛流离，让人凝咽无语，欲说还休。

　　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原在湘潭的一帮弟子也追随来到衡州，刘揆一即为其中之一。

　　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祖籍衡山，先祖刘汉宗迁入湘潭县白石铺杨柳冲，落籍湘潭。父刘方尧，太平天国起义时应募为湘军营勇，后充湘潭县衙刑房差役，和会党常有接触，同情他们“反清复明”的宗旨。刘揆一原在白石铺读私塾，光绪二十年(1894)拜师王闿运，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办事能干，因此在诸生中颇有威信。

　　光绪二十三年(1897)，维新启蒙运动轰轰烈烈，湖南巡抚陈宝箴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戮力同心，使湖南新政在各省引人注目，其中办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时务学堂，引得热血热肠的湖湘子弟纷纷投奔。刘揆一消息灵通，对时务学堂的教学甚是仰慕，认为国乱民危之际不是潜心故纸堆的时候，要的是能够拯救社会的真才实学，而时务学堂恰是培养如此人才的摇篮。他在诸生中一宣传，便有好些人坐不住了。腊月的一天，他托门房转交一封信给先生，领着几个知己好友，悄悄地在太子码头(今泰梓码头)坐上一艘小火轮，往长沙投奔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谭嗣同等人去了。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刘揆一自费留学日本，结识黄兴，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东北三省而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同年末回国，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及胞弟刘道一等发起组织华兴会，任副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加入同盟会，因孙中山不常在日本，长期代行东京本部总理职务，苦苦支撑危局，不时被人揍得鼻青脸肿。武昌起义时，他亲临汉口前线任督战员。南京政府成立，担任参议院议员。1912年8月，出任袁世凯政府工商总长，声明脱离同盟会，另组相友会，以示不与国民党合作。1913年7月，因工商部私借外债，受攻击辞职。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杨度曾以5万元相赠，以换取其参加劝进，遭其坚决拒绝。1916年初，在天津创办《公民报》，刊登反对帝制、反对日本的言论，报馆因此被日租界当局查封。同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出任国会议员，直至1918年国会解散。北伐前夕，赴广州投入革命洪流，和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接触和往来。大革命失败后，寓居北京，闭门著书，为其弟刘道一(同盟会首义烈士)编撰《衡山正气集》，1929年出版《黄兴传记》，1932年到南京受聘为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纂修，1933年被蒋介石聘任为行政院顾问，后因反蒋而解职。抗战期间，隐居湘西洪江。

　　刘揆一与毛泽东交谊甚笃，建国后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年，毛主席两次亲笔致信，并派员接他去北京晤谈，可惜由于病魔缠身，未能成行。

　　王闿运在船山书院主要讲授三门功课，一是功名之学，一是诗文之学，一是帝王之学。夏寿田选择的就是功名之学，目的就在于考取进士点翰林。

　　夏寿田(1870～1935)，字耕父，一字桂父，号午诒、天畴、直心翁，湖南桂阳县莲塘大湾人。其父夏时(字菽轩)官居江西巡抚，对王闿运十分恭敬，曾礼聘王氏主讲南昌豫章书院，还把3个儿子送到书院拜其为师。当刘揆一等人弃船山奔长沙时，杨度也心痒痒的，夏寿田却是一心一意遵从父命，天天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四书文、试帖诗中。王闿运对他十分器重，从《丁未中秋泛月，遇夏午诒，同舟上白沙，绕洲还院作》一诗可知，师生关系非常之好。《湘绮楼日记》对此也多有记载。

　　夏寿田文学甚佳，下笔千言，顷刻而就，更兼能诗，尤精于词，著有《直心道场诗稿》、《孙子选注》、《金刚般若赞》、《涿州战记》等书。他还写得一手好字，不论篆隶行楷，雄浑朴茂，工整有致。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夏寿田中进士第八名，殿试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学部图书馆总纂。王闿运谑称其“夏榜眼”。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寿田因“妄言忤旨”遭革职。宣统三年(1911)起复，诰授朝议大夫。民国成立(1912)，任湖北省民政长，后以鄂人反对去职，进京投靠袁世凯。翌年任总统府内史，转年充约法会议议员。1915年拥袁称帝，制诰多出其手。帝制失败后，在京办《谠言报》，发起共和统一会，后被段祺瑞政府通缉，逃匿天津租界，入曹锟幕，充任机要秘书。1922年夏，他协助杨度劝说曹锟，阻止吴佩孚入粤援助陈炯明叛乱，使孙中山度过了难关。1927年，国民政府委其为青岛市长，但没有赴任。晚年定居上海，参禅念佛，与时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杨度，帮助过上海地下党。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拨专款为其修墓。

　　夏寿田在船山书院求学期间，被招为衡州名宦、麟凤山庄主人程商霖的大女婿。光绪二十三年(1897)，程商霖与王夫之八世从孙、安徽巡抚王之春，捐银奏准兴建珠晖塔，与湘江对岸的来雁塔互为犄角，锁镇衡阳龙脉上的一道风水，阻止衡阳的文采、钱财随浩荡北去的湘水流失。夏寿田与舅兄程崇信鞍前马后，出力颇多。

　　湘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蒋啸青，也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蒋啸青(1882～1928)，原名式嘉，字常青，耒阳县肥田圩(今耒阳市肥田乡)人，6岁入私塾，14岁应童子试中秀才，光绪二十九年(1903)就读船山书院，5年后考入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攻读博物科。从1916年起，他先后在衡州府中学堂、新民、成章、道南、蒸湘等中学讲授植物学和社会学，并在省立三师、三中、三女师当过多年校长。由于他教学治校有方，被誉为“湘南教育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蒋啸青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立即发动学生响应，在衡阳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喊出“我们必须走俄国人之路”。1920年，何叔衡、夏曦率领驱张(湖南军阀张敬尧)代表团来衡，他给予最有力的支持。1921年，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湘南最早的党小组和党支部，成为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培养和引导下，蒋先云、邝鄘、毛泽建、邓中夏、谢维俊、伍云甫、伍若兰、曾希圣、张经武、江华、黄克诚、张际春等一大批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1月，他从武汉赶回耒阳参加湘南暴动。4月18日，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转移，在耒阳、永兴交界的上架古楼山被敌人包围，他的儿子蒋乐群、弟弟蒋次青、堂弟蒋式令当场牺牲，本人受伤被捕。4月26日，蒋啸青被害于淝江桥头，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梁镇中(1872～1927)，字醉生，号旷庵，耒阳市永济镇人，船山书院首批弟子，学业优良，有“政治之想”、“种族之思”、“怀抱伟略”(《旷庵文集》卷七)。1903年，在长沙与黄兴、陈天华等组织华兴会。辛亥革命后，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工作。孙中山让总统位给袁世凯，梁即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到河北宛平开展民主革命活动。1917年9月，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就任大元帅，梁被任命为大元帅秘书。奔波西南各省，联络部队，支持护法战争，深得孙中山信任。1927年随军北伐，9月27日病逝于上海，是年12月18日归葬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