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被刺真相：架空孙中山被革命党暗杀

　　核心提示：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在全国大选之后，代表国民党出任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总理职位的宋教仁，便采取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在宪政框架之内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的政治谋略。

宋教仁简介>>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2011年3月22日，作者：张耀杰，原题：《宋教仁架空孙中山》

　　98年前的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遇阴谋暗杀。回顾历史，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宋教仁是最早反对党魁孙中山的一个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来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根源于此。

　　宋教仁的《与刘羹臣书》

　　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在写给留守北京的湖南同乡刘白字羹臣的私人信件中，大致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在湖南桃源县老家为老母祝寿，耗费了十多天的时间。写信时已经离开家乡抵达常德，“为调和西路选举事，小住数日，拟即赴长沙，再赴汉口，与克强商议一切，然后定行止，或赴日本，或来北京，尚未定，尔时当再电告；如赴日本，则拟请兄同往，兄接弟电时，即请将弟衣物带齐，往沪会晤。”

　　关于“政局之事”，宋教仁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全国大选之后的议会政党内阁：“俄库之事，想政府亦无善法，最良之结果，亦必至于承认俄人要求之三条，然此犹必须政府从速妥结。弟意或不能如此，大约仍旧拖延敷衍为多也。欲救此种政局，仍不外乎改组一负责任之政府，而目下既不能办到，则惟有俟诸开国会后而已。”

　　这里所说的“俄库”之事，指的是一些蒙古王公趁着辛亥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在俄罗斯政府支持下武力驱逐了满清政府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并于1911年12月16日宣布成立大蒙古国。1912年11月，俄罗斯政府又与外蒙当局私自签订《俄蒙协约》和《俄蒙商务专约》，全面控制了外蒙古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

　　关于“政党形势”，宋教仁分析说：“闻本党有内哄，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方面，主持缔造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党内占有当仁不让的明显优势。其二，坚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宋教仁，无形中把国民党内部以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为首的激进革命派人士，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境地，从而造成“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和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他三个月后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谋杀的悲惨结局。

　　在这封信中，应该为担任私人秘密的刘羹臣支付薪金的宋教仁，专门谈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弟目下财政颇困，兄如需款，请暂借用，至沪后当另设法也。”宋教仁遇难之后，国民党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于1913年4月3日接受北京《新纪元报》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是宋教仁（遁初）最要好的朋友，“遁初住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有10里。天晚来不及出城时，就经常住在我的家里，彼此无话不谈。他离京南下时欠下了5000元的债，是我替他偿还了的。”

　　国民党方面对此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由此可知，为了革命事业经常债台高筑并且欠债不还，才是包括孙中山、陈其美、黄兴、宋教仁在内的职业革命家或前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常态，也是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向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捕风捉影地捏造虚构“宋犯骗案”的现实依据。

　　1908年10月12日，同盟会南洋支部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兴报》，公开刊登宋教仁的《致李、胡二星使书》，其中详细介绍了宋教仁围绕《间岛问题》所展开的未遂诈骗：他花费几个月时间写作《间岛问题》，目的是证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考虑到自己的“党人”身份，只好通过同乡许孝绶转送老上司李家驹。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等人得到此书稿后，在对日谈判中赢得主动，便通过电报要求宋教仁前往北京。宋教仁有意前往，只是由于中日报刊公开报道了这件事情，他的仇人也想借机陷害，他不得不取消这个计划。与此同时，他以政府必须“出巨款购秘密证据书”为借口，打算从李家驹那里诈骗一笔公款用于革命事业。在这封信的末尾，宋教仁明确表示自己“欺诈之罪，幸未成立，尚祈原宥”。

　　令人遗憾的是，陈旭麓和郭汉民先后编选的《宋教仁集》，在从胡韫玉编《南社丛选》中收录宋教仁这封《与刘羹臣书》的同时，还违背最低限度的学术常识，直接从蔡寄鸥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中，抄录了一篇虚构编造的所谓“致袁世凯书”：

　　“慰公总统钧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厚。知己之报，期以异日。教仁百拜。”

　　当年的50万大洋巨款，是足以武装一支军队的。孙中山从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接连发动六次武装起义，总共才筹集花费了与大洋基本等值的20万港币。孙中山以前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的身份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从中央政府那里领到的也只是每月3万元的办公经费。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以支持开明专制的名义与袁世凯反复谈判，争取到的是20万元的组党兼办报经费。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无论如何不可能一次性赠送给宋教仁50万大洋的。早在日本期间就已经针对袁世凯的下属李家驹展开过未遂诈骗的宋教仁，也是不可能轻易拒绝袁世凯的巨额馈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