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文彬：行走在书林弹雨里的一生
楼乘震 深圳商报记者 10-04
在沪西番禺路的一幢公寓楼里，总会丝竹声声，你若循声上3楼，可见众人挤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吹拉弹唱，而他们的中心人物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太，满头白发，精神矍铄，这位老太太就是在出版界赫赫有名的老前辈编辑、95岁高龄的欧阳文彬先生。
徐特立引导她走上革命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粉碎了青年学子读书救国的梦想。那一年，17岁的欧阳文彬在南京市立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取了苏州的东吴大学，正准备升学深造。可是，侵华日军的战火，迅速蔓延到江浙两省，她和妹妹随着母亲也流亡到长沙。那时候的长沙，聚集着许多流亡而来的进步知识分子，经常有知名人士公开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是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又是共产党的驻湘代表。欧阳知道他早年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便怀着一种崇敬的好奇心，去听他的演讲。徐老的演讲，对她这样一个流亡青年来说，好像黑夜里见到一盏明灯，找到了一条出路。
过了几天，欧阳文彬在母亲陪同下见到了徐特立。她赶紧问：“我听了你的演讲，很受启发，但我一个女学生，能为抗战做些什么呢？”徐老语重心长地说：“现在长沙有不少抗日团体，像文化界的‘抗敌后援会’，还有各种抗日宣传队等等，你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参加这些活动，宣传抗战、鼓动民众，让更多人明白抗日救亡的道理。这不很好吗？”于是，欧阳读了许多进步书籍，进一步认识到正义战争必胜的道理，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30日，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徐老居然一下子认出她，对她说：“小欧阳啊，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抗日热潮中处处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徐老的话，说得她心里热乎乎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环境再险恶再艰难，欧阳文彬始终记住了徐老的这番话。
张天翼是她的老师
著名作家张天翼当时也在长沙，张天翼在民国学院文学系讲授“文艺习作”，欧阳文彬在法律系，也慕名前去旁听张先生的课。张天翼要学生每人写一篇习作，欧阳写了篇《图书馆里》，受到张老师的关注，约她星期天到他家去谈谈，进行具体的指导。欧阳向张天翼求教的内容，远远超过了课堂教学的范围，大至国际形势，小至个人苦闷，无所不谈。于是，成了他家的常客。那年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敌兵未到，国军先退。十几岁的青年学生，就有点愤世嫉俗的味道。张老师总是耐心地倾听，恳切地引导。欧阳后来才知道他是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委员、文抗会理事。后来，张天翼随民国学院迁往宁乡，贫病交加。1948年欧阳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时，生活虽不宽裕，却还比较安定，就邀他来上海养病。直至年底前陈白尘为他联系去香港和邵荃麟、蒋牧良等会面。
叶圣陶把她带进开明书店
叶圣陶是欧阳文彬少年时期记住的第一位作家，读到他在《中学生》上写的文章，觉得他处处为中学生着想，后来，知道他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在欧阳心目中的地位就更崇高了。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平江惨案后。欧阳和一批在战区政工队工作的地下党员分散隐蔽，自谋出路。欧阳流亡到桂林，进了新知书店。后又接受组织指示在重庆建立分店亚美图片社。新知和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都是地下党领导的进步书店，她在那里不仅过足了书瘾，更受到了教育和斗争锻炼。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书店的破坏，组织上安排部分同仁转入兄弟书店隐蔽。欧阳就在这种情况下有幸结识了《中学生》编辑傅彬然，并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叶圣陶。这次见面后不久，傅彬然就通知欧阳进开明书店工作。后来又在叶老和傅彬然的熏陶下，当了《中学生》的编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编辑生涯。
欧阳又与叶老率领的开明同仁及其亲属，冒着风险分乘两艘木船，整整走了47天，从重庆回上海，重建开明书店。直到建国初期叶圣陶去京，欧阳一直和叶老在一起。
为赵超构辩护受惩罚
上海刚解放，因党员不够，欧阳文彬身兼两职，白天在开明书店编刊物，晚上到总工会的《劳动报》工作，还和翻译家董秋斯一起组建了上海翻译家协会，后来被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刊处。1952年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时，任“思想改造学习办公室”联络员，负责联系《文汇报》和《新民晚报》。1953年初，《新民晚报》改为公私合营时，为了加强党对《新民晚报》的领导，她被任公方代表。她在《新民晚报》，与赵超构的关系不错，在工作上配合默契，而且私交甚厚。1956年，为了发挥赵超构的积极性，组织上任命他为社长兼总编辑，欧阳任副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老报人夸赞她和赵超构的合作是“水乳交融”。
1957年6月上旬，上海市有关方面召集各报社党员领导干部开吹风会。会上有人提出《文汇报》、《新民晚报》发表了不少反党文章，许多都是徐铸成、赵超构写的，这两个人是反党的。欧阳文彬顿时大吃一惊，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人不是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一生一世。赵超构40年代到延安采访，受到毛主席亲自接见。他所写的《延安一月》，大大激发了国统区老百姓对陕甘宁边区、对共产党领导人的崇敬和热爱。赵超构绝不可能是反党的。”
此时，赵超构正在北京开会。经编委会一致同意，欧阳一面组织编辑部同志检查版面寻找问题，公开检讨，一面给正在北京开会的赵超构打长途电话，要他立刻写一份检讨来，赵超构写好检讨，立刻用电话传到上海，当天发表。谁也没有想到，《新民晚报》就此得到《人民日报》“七一社论”的表扬，在这场猝不及防的风暴中，赵超构终于安然脱险。
可是欧阳的大胆言行，使她差点被打成右派。幸亏当时市委已有决定，新闻系统党员领导干部一律不划右派，欧阳文彬这才躲过一劫。但惩罚是免不了的，给欧阳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两年，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职降薪两级。但此事并未了结， “文革”中更是纠缠不休，直到“四人帮”粉碎，为右派改正时才为她解脱了这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回忆往事，欧阳无怨无悔，如果说还有遗憾的话，那就是这场风波让她失去了一份珍贵的友谊。她和赵超构为了互不给对方添麻烦，不得不彼此疏远，如今斯人已逝，欧阳感叹：这才是无法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