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
王季范从小受教于较有声望的萧竹轩先生,他年少精敏,博览群书,熟读经史。二十世纪初,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优质师范(湖南大学前身)学习数学。在校期间,他深受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毕业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当时灾难深重的祖国,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他痛心于国弱民贫,何以报国?王季范毅然选择了教育,认为只有培育众多的人才,才能救中华于水火。志向已定,他即去湖南第一师范任教。不久,被升为学监(训育主任)。 1914年,毛泽东入第一师范读书时,王季范对清贫学生不仅在经济上解囊相助,学业上认真教诲,对进步学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也尽力支持。1915年上期,省议会作出新规定要求每个学生缴纳10元学费,有人反映,这是校长张干为了讨好政府而建议的。消息传到一师,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表示强烈反对,当即举行罢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校内“驱张运动”。毛泽东看了“驱张宣言”,立即找到同班同学周世钊,说:这个宣言讲的都是张干私德如何不好,不切要旨。我们是反对他做校长,不是反对他做家长,既要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办学如何办得不好,我们重写一个宣言如何?周世钊点头称好。于是毛泽东在君子亭蘸墨挥毫,很快写出一张新的《驱张宣言》,尖锐地抨击张干如何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害青年的弊政,文笔犀利,理直气壮。宣言写成后,毛泽东组织同学连夜赶印上千份,次日清晨带回,广为散发。有一个学监密告张干,说这份传单是毛泽东写的。气急败坏的张干当即决定:挂牌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
“张干做得太绝了!”王季范对毛泽东等学生受到处分愤愤不平。他对家人说:“这批学子志向高远,抱负不凡,我得替他们说说话,撑撑腰。”说着,饭也顾不上吃,匆匆步出了家门,首先找着杨昌济先生商量对策。王季范说:“《驱张宣言》中列举的事实不无道理,怎么能作出开除学生的决定呢?”杨昌济接口道:“毛泽东这样的优等学生也被开除,学校打算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一边说,一边拿起笔来写下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表示自己不能容忍学校当局把他一向期望很大,并视为“柱天大木”的毛泽东开除。两人商议,决定联合全校教员,与张干评理。于是,王季范又联络徐特立、方维夏、袁吉六、符定一等先生,倡议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会上,王季范等人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为学生们鸣不平。张干被弄得狼狈不堪,在强大压力下,只得撤销对毛泽东等17名学生开除学籍的处分。王季范支持进步学生的行动,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赞誉。
身教言教并重
1928年,王季范离开一师,出任长郡校长。长郡中学为前清长沙辖十二县(长沙、湘阴、浏阳、醴陵、湘潭、湘乡、益阳、攸县、安化、新化、茶陵)集资合办的。前任校长彭国钧主持校政时,因办学无方,教学无力,学校瓦解,已成废墟。王季范任职后,以兴学自任,锐意恢复校舍校规,集资添置桌椅与教学设备,经过他的全力操持,长郡不久便设高中,拥有学生300余人,为当时长沙较好中学之一。为提高教学质量,又聘名师执教,当时教员中柳铁珊(柳直荀之父)、李少聃(李淑一之父)和张石源、李友梅、王雄文、郭昆等皆为思想开明,学识渊博的学者,尤其是柳铁珊和王季范本人餐宿在校,身教言教并重,与同学们一样过着清简朴素的生活,夜晚常手提马灯一同查夜,晨操时,一直留在操场,等学生操完散队方才离去,所以全校师生与社会舆论,对王、柳无不敬重。
王季范育才,更爱才、重才,且为人正直,刚正不阿,他取录学生,无论贫富,不分畛域,全凭成绩,凡为考生,求情函件,即不拆阅,亲如外甥,亦不例外。当时湖南省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刘建绪之子违犯校规,他不畏强暴,力排异议,照章开除学籍,勒令出校。有李芬、李薰兄弟三人,原籍邵阳,不属长郡地域,冒籍入学,王季范怜其才华,破格录取。并对三人从严要求,精心指导,常激励他们立志成才,李氏三人终不负校长厚望,日后皆成为国家知名的技术专家。王季范曾于1934年授予长郡高二班优秀学生奖状中写道:“兹亦有为诸生告者,须知不囿小成,方可大受,谈兵则纸上易于马上,决胜则疆场难于操场,欲成南楚文武兼资之才,当在风云变色之日,有能扫荡妖气,为人群伸正义,华夏增光荣者,庶不负明耻教战之意也。” 王季范常以大义而有专长(即德才兼备)为教育之本,尤其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学校每周一举行纪念周活动,纪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每次他都给学生讲述孙先生事迹及三民主义知识,在每周三、五两天举行的朝会上,王季范亦亲临讲话,每次约半小时,不设长篇大论,讲话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以介绍欧美著名科学家、企业家为主,如牛顿、伽利略、爱因期坦、福特、克虏伯等,另一则为介绍乡先贤事迹,如曾国藩、彭玉麟、胡林翼等。期望长郡学生向他们学习将来能肩负建设国家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