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教育思想
在爱国教育方面,朱剑凡不是一个坐而论道而是积极行动的人。1919年5月,他和徐特立一起,团结教育界人士,配合学生行动,与反动军阀张劲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除游行示威和焚烧日货外,还带动湖南72所学校1200多名职员工进行总罢教。朱剑凡在教育界还带头在周南施行彻底的改革,引导学生自治,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和社会活动,阅读进步书籍,支持学生创办“女界钟”半月刊,成立“救国十八团”、“国货维持会”等,周南师生中十多人加入了新民学会。周南学子向警予、蔡畅、丁玲、陶毅、劳启荣以及朱剑凡子女朱伯深、朱觉、朱仲止、朱仲丽等先后走上革命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朱剑凡又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1924年至1927年,在广东参加北伐前的准备工作,在长沙参加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是一位极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宣传鼓动家。这期间朱剑凡与李维汉、王震、郭亮、夏曦等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叛变后,长沙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大会,朱剑凡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并因此遭通缉被迫远走日本。1929年回上海之后,又签名于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倡议成立的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把自己寓所作为党组织秘密接头和会谈休息的处所。朱剑凡不但自己向多次党表示入党的愿望,他献身革命事业的意志很坚决,准备病愈后奔赴苏区。他扶病学习马列主义,阅读党内刊物,请李维汉同志向党组织转达他的入党要求。他把全家老小组成为一个战斗小集体从事革命工作。
平权教育思想
朱剑凡生母姚氏原是贫农家的女儿,被周达武掳为三姨太。姚氏到周家后,一直受大老婆的鞭挞虐待,朱剑凡也在家里受到歧视,因此从小就憎恨封建家庭制度,十分同情妇女受压迫命运。为了解放妇女,开发民智,才最先决定创办女学,认为“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拨明智,要自立于社会,有学识技能,才能拨于黑暗”。当时周南的校歌就体现了朱剑凡解放妇女琢育英才的教育思想:伤矣哉,昔日我。幸矣哉,今日我。数千年,深深锁,周南生也斯有天。洞庭南,湘水隅,山郁郁,水滔滔,酝美璞,育珠胎,周南生,水媚山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没才智。事竟成,需有志:我青年,毋自弃。譬如登山,莫蹉跎,一举云霄,爱周南,即爱自己,我青年共勉励。在此思想鼓励下,周南师范第一班,就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并继承朱剑凡男女平权的教育思想,掀起创办女学的高潮。如王珏创办培德女校,李宗莲回湘潭创办自得女校,陈舜琴回麻阳,向警予回淑浦创办女校等等,朱剑凡还支持学生创办革命周刊《女界钟》,担负向妇女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任务。1919年11月,长沙一名叫赵玉贞的年轻姑娘因反对包办婚姻,在出嫁那天在花轿内自杀了,《女界钟》就为此出了一期特刊。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之初,会员70多人,女会员占四分之一,其中向警予、蔡畅、魏湘壁、劳君展、周祥、陶毅、李思安、贺延福等13人就是周南已毕业或在籍的学生,学会还经常在周南举办活动。
民主教育思想
朱剑凡在教育界带头对周南女校实行革命性的改革: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师生同等;强调科学和新文化教学;主张学生思想、言论、信仰自由,提倡思想民主、学术自由;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和旨在改造社会的各种活动[1] 。除支持学生自撰自编的“女界钟”半月刊,自由发表言论外,当时社会上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风涌,朱剑凡常对学生们说:“你们冲上前去,我们老师作后盾”,鼓励学生走出家门和校门。朱剑凡留学日本带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教育方法,但是他没有墨守那一方法,而是针对中国社会情况,在进行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强调要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鼓励学生立志求解放,争民主。在学生管理方面,朱剑凡大力提倡学生自治,实行民主管理。学校设校学生自治会,各班设班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干部全部由学生选举产生,学校食堂、图书馆、校园都由学生自己管理。学生自治会的干部,对内参加学校校务会议,与校长围桌而坐,共商学校大议,对外代表学校与各校的联系。朱剑凡还注重学校向普通劳动人民开门,他和徐特立一道,在长沙最早创办平民夜校,招收的学生全是丫头、婢女和贫苦孩子,孩子们一面学识字、算术和记帐,一面学绣花和手工技术。这个办民校的传统,一直继承下来,即使在抗日锋火中,学校搬迁蓝田,民校也没有办。周南女校的改革对湖南的教育革新特别是妇女解放影响很大[1] 。周南女校在五四运动和以后的大革命时期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成为大批革命者成长的启蒙园地,向警予、蔡畅等革命家都是从周南女校出来的[1] 。朱剑凡对自己的子女教育也十分民主,他支持大儿子朱伯深、儿媳陶锡琪、三女朱仲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亲自把六儿子朱叔平送住鄂豫皖苏区参加红军,安排七儿子朱竟之中学毕业后到沪东铁工厂当学徒工,朱竟之和八女朱仲丽后来还被送往延安参加抗日爱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