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端六,辛亥革命期间回国,担任海军陆战队秘书长。后回长沙,在《长沙日报》社担任撰述。回湘路过武昌时,黄兴以战时财政困难向他求教,杨建议募捐和征收战时特别税,以渡难关。
1912年暮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申讨“袁贼”(袁世凯)、“赵犯”(赵秉钧)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于法租界将杨与其同事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4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经汉口法国领事会审判决无罪,杨被护送至上海释放。得黄兴资助,同年初到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到长沙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团体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 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3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兼任长沙《大公报》的 特约记者,特把杨的演讲记录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1926年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 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
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往四川乐山,杨任迁校委员长。曾兼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6年9月30日,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终年年81岁。
杨发表有关中国金融、币制和税制改革等各类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国币制改革论》、《关税问题概论》、《财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间,讲授货币与银行、会计学、企业管理学等课,编有《货币与银行》、《工商组织与管理》、《现代会计学》等。武汉解放后,开始从事清代货币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深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于1977年重印此书。晚年编纂《中国近百年金融史》,
杨端六生于1885年6月18日,恰为当年端午节后一日,其母便给他取了个小名“端六”。年长后,为了怀念母爱,竟以此作为他的大名。他生于长沙县东乡,原籍苏州,1900年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无恒产,考入由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主持的善化学堂,次年转入完全免费的师范馆(后称中路师范学堂),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03年毕业当小学教员,在长沙和浏阳乡下任教,恰逢两湖有官费留日名额,可是农村消息闭塞,误了考期。亲友见他一心向学,便资助他于1906年自费赴日。他先到宏文书院学习中学现代课程和外语,1908年得以补为官费生,便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这时,他与同学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为国立湖南大学首任校长)等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和同盟会留日学生赶回上海,成立“海军陆战队”,任秘书长。不久清帝退位,这支部队解散,他便回家省母。
辛亥革命后的长沙,先是焦达蜂、陈作新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军政府,后来是立宪党人谭延闿的新政府,从日本回来的学生,特别是有同盟会员身份的人,此时做官的机会多极了。比他早两年回国的表弟俞笏山,这时也参加了谭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长。另一方面,这时各种法政学校风起云涌,除公立、官,绅法政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经济专科学校。杨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这些法政学校教书,而是选择了待遇菲薄的新闻工作,在一家叫《长沙时报》的报社担任撰述。
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学、同盟会员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宋为了在民间开展反袁活动,委托一批留日的同学办一张反袁报纸,即《民国日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人,杨端六任经理。在报社里,杨端六最负责任,汉口的夏天热极了,杨端六整日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办公,常忘记休息。当时,设在汉口法租界的《民国日报》,既是一个反袁的言论基地,又是一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在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以后,《民国日报》攻击袁氏不遗余力。袁世凯的亲信通过湖北当局,贿买汉口法国巡捕房,逮捕了曾、杨、皮、周、李等主要骨干,并要求引渡,准备引渡后“以军法从事”。由于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法国又是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和维护国际法的国家,因此,法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请求,连夜把他们送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开往上海。杨端六和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黄兴的帮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项公费,于1913年初到了英国。杨端六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
杨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伦敦,也到过德国和法国寻师访友。那几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也和当地人一样,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战结束,不久举行的巴黎和会因在中国问题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五四运动就是以此为近因发生的。远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亦群情激愤。当时在英国的杨端六渡海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等汇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愿。
杨端六到英国时已是28岁,这个年纪的男子未结婚,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一个奇迹了。他到英国后便认识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岁,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她的父亲袁家谱(号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财专家,杨端六在国内即受到他的赏识。他和袁昌英异国相逢,两人所学专业虽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恋爱而订婚,直到回国后完婚。结婚时,杨端六36岁,袁昌英26岁,是前一代学人中晚婚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