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十分奇特的人物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十分奇特的人物，从“骚动的进步主义者”到君主立宪派的中坚，从拥袁(世凯)复辟的“帝制余孽”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到浸淫于禅，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1875年1月10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塘乡姜畲村。杨度10岁丧父，20岁中举。杨度因年少多才，而得湖南名宿湘绮老人王运的赏识，成其得意门生，治“帝王之学”，“学剑学书相杂半”。所谓的“帝王之学”，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的学问，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当代学者王学泰认为“帝王学”是有“术”无“学”的，它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比较强烈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

　　1902年5月，杨度受新学影响，乃不顾其师王运劝阻，赴日本东京弘文书院速成班旁听，是年11月，肄业期满回国。次年杨度应诏入京在保和殿参加经济特科正场考试，得第一等第二名。后因有新党嫌疑，遭劾，遂避难日本。在日本期间，杨度与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宋教仁、蔡锷、马君武、梁启超等有着极其密切的个人交往，政治思想游弋于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杨度此时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相当有影响力，这一点从他1905年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一事可窥一斑。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下诏准备“仿行宪政”，清政预备立宪开宪开始。自此，杨度开始积极活动，以促进君主立宪。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令此主张落空。

　　而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在大总统位上对龙袍加身望眼欲穿。杨度先前所学的“帝王学”至此充分发酵。1915年8月，杨度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登基做舆论酝酿。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碎后，杨度遭通缉。

　　1917年，杨度又参与策划了张勋复辟，后见大势已去，乃通电国中，反对复辟，电文中称：“度认公(张勋)等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又曰：“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杨度当然没有从此不问世事，但他在政治上的确低调多了。在政治主张上，杨度也有了一个质的转变，大约在1929年秋天，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趣的是，杨度晚年一直潜心佛学，共产主义与大乘禅宗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在杨度一人身上竟并行不悖。

　　杨度事佛之时间有待商榷。杨度同窗好友夏寿田在《湘潭杨庄诗文词录》的序文中说：“项城薨位，余与皙子皆名捕中，师(王运)亦以是岁委化。自是皙子遁而之佛，颇近禅。”按，项城(袁世凯)薨于1916年6月6日，是年7月14日，黎元洪发表惩办帝制祸首令，首列杨度名，“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鞠，严行惩办。”是年10月20日，王运逝世。据此，杨度事佛当在1916年而后。而杨度《逍遥游辞引》首句却云：“杨子学道十年……”《逍遥游辞引》作于1921年，则杨子学道之伊始似在民国元年(1911年)左右。或此“十年”乃言时言久长，非确指。又有杨度《江亭词序》为证：“余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乃不更言经世，而由庄入佛，数载修身，遂有庐山悟道之事。”杨度倡君宪，一败于前清，二败于洪宪，三败于张勋复辟。张勋复辟败于1917年。如是，则杨度潜心佛学似确自1916—1917年始，其民国元年或对佛学有所涉足，并未深入，且以庄学为重。

　　杨度在《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这篇论文中自叙其学佛因由：“余因半生经历，多在政治，叹今世之社会，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反躬自问亦无非我见。今欲救人，必先救己，其法惟有无我主义……窃思印度佛法，久传中土，昔曾浅尝，未得深究，欲求无我主义，盍于佛法中求之，于是发心学佛，而为修行。”可见杨度之学佛，亦缘于医民救人改造社会之世俗心。

　　或者说，杨度这种寻求自由、平等的心态亦是一种慈悲心。他的那种“自度度人”的信念在给吴佩孚的一封信中一览无遗：

　　“世间一切因果，皆由自造。故知命之君子，决不怨天尤人，此心坦然，无愧无怍。毁誉一也，穷达一也，成败一也，生死一也，昔日四照堂，今日鸡公山，平等平等，不二不二。执事能知此理，则所适无非坦途，处处皆成乐国矣。”

　　又云：

　　“古今人物不知几何，生时则有荣枯得失，死则一焉。世间苦乐兴衰之事，俗人震惊而欣厌之，超世之士曾不丝毫系累于心，以为身外之物，不值一论也。执事此后能与鄙人游乎？吾能使汝成佛。”

　　此信作于1924年12月10日。“吾能使汝成佛”，一语道尽杨度心中信心。早在3年前，杨度便自认为开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