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丁玲12年无罪流放生涯：没讲一句话的右派

　　1957年，丁玲没讲一句话就被扣上“右派”帽子，夫妇俩被发配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直到1970年转到秦城监狱。《丁玲在北大荒》(中共党史出版社，郑笑枫著)讲述了丁玲在12年无罪流放生涯中的经历，既有非人待遇，也有与北大荒的不舍情缘。 

　　没讲一句话的右派 

　　1950年到1954年期间，丁玲历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现在，他听了三天的传达、讨论、批判，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而且是结论性的文件，大会之后，就要向全国传达，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个共产党员命运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无所知。组织上既未找她谈过话，更设有让她在“结论”上签字，她的“帽子”就这样被戴上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号幽静的小院里，丁玲安静地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陈明听传达回来，很不在意地问:“会开完了？” 

　　陈明强作欢笑，若无其事地说:“还没有完，要传达、讨论三天。” 

　　开会，听传达，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两人在两个不同部门工作，谁开什么会，谁也不问谁，这已成为习惯了。吃晚饭时，丁玲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构思…… 

　　最后一天的会实际就是一场对丁玲的大批判会。会前先指定发言人按照定下的调子“批判”。发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协接到通知，派几个人去北京参加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要确定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孙犁。孙犁想: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辞谢。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在场，帮了孙犁一把，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孙犁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位负责同志为他排忧解难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难忘。 

　　会后，陈明回到家里，丁玲书房的台灯亮着，她连陈明推门走进屋来，似乎都没有觉察，还在埋头写她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此刻，陈明的眼眶湿润了，他再也不忍心瞒着她，但他还是不敢如实地把这三天批判丁、陈的会议情况和盘托出。她在生命的历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且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无情打击。 

　　他轻轻地走到她的书桌前。丁玲抬起了头，向他微微一笑。陈明顿时感到:经受过那么多折磨的她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天真。此时此刻，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不能让她那颗纯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 

　　“老丁！” 

　　丁玲“嗯”了一声。 

　　“你的小说，暂时，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写了？” 

　　“为什么？” 

　　陈明婉转地说:“我听说中央有一个什么文件，谈到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丁玲爽朗地回答说:“我已经向党作了详细的说明，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嘛！” 

　　陈明劝她:“你是不是给中宣部党委会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这么个文件？如果真有，请他们送来给你看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丁玲送来了文件。丁玲据实向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诉，批示由中宣部对丁玲的问题进行复查。张际春同志担任复查组组长。复查组收集的证言材料达80多万字，经过分析核实得出结论:什么“独立王国”，什么“反对党的决议”，什么“一本书主义”，都不是事实。 

　　1956年夏天，作协党组召开了扩大会改，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他说，“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这个会，讨论一下，丁、陈的错误在哪里？今天开的是一个团结的会。” 

　　这个会，也开了三天。丁玲本来不想在会上讲什么，事情澄清就可以了。但参加会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谈谈，她就即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央就把结论批了下来？” 

　　周扬同志在会上作了明确表态:我们汇报的情况不准确，我和有关同志负有责任。 

　　作协党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决定再召开一次大会，给莫须有的“丁、陈反党集团”平反。 

　　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像龙卷风一样，在全国铺天盖地掀起满天的飞沙走石，许多许多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阵旋风卷起来，摔倒在地。在作协党组再次召开的原打算为丁玲公开平反的大会上，权威发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仅是“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而且在历史上还有三次叛变，其一是在南京“自首变节”，其二是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其三是进城后搞“独立王国”。另外还宣布，下次批判大会将在文联大楼礼堂召开。 

　　第二天，作协党组书记找丁玲谈话。陈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红肿了。在“大鸣大放”中，丁玲没讲过一句话便戴上了右派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