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社会活动家，湖南湘潭人

　　杨度，社会活动家，湖南湘潭人（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幼年丧父，由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培育。清光绪十八年（1892）捐监生，光绪 二十年，顺天府乡试举人。1875年出生于湘潭县姜畲石塘村。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一生经历了许多风云 变幻、斗争波澜。他从小求学于王恺运门下，受王“帝王之学”熏陶。后留学日本，寻求挽 救中国危亡、变积弱为富强的道路。曾写下一首气势磅礴的《湖南少年歌 》，认为应以湖南为中心团结起来抗御外侮。提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口号，对湖南爱国青年曾产生强烈的鼓舞作用。

　　光绪二十八年，自费留日，入东京弘文学院旁听，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与黄兴、杨毓麟创办《游学译编 》，并为其创刊号作《叙》。光绪二十九年，被保荐去北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旋以涉嫌康、梁余党被通缉，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作《湖南省年歌》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绕室且歌且泣。次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寻求救国道路。与陈天华、梁启超均而交往，因内根于帝王之学，外受英国、日本君方立宪制的影响，形成君主立宪思想。曾与 孙中山辩论中国革命问题数次，不愿与孙中山合作，但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及中国同盟会成立，拒绝参加，仍坚持走君产立宪救国道路。随后他当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光绪三十年，撰写《粤汉铁路议》，力陈废约自办，被选为援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代表。光绪三十二年，为表政府出洋考察宪政大臣起草报告。光绪三十三年，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发表《金铁主义》，宣传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并断言中国不可行发主立宪，只可行君主立宪。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自任会长，鼓吹君主立 宪，是年，因伯父杨瑞生病逝，奔丧回国，在长沙成立“湖南宪政公会”，入华昌炼锑公司，为主要股东。光绪三十四年，清廷下诏“仿行宪政”，得张之洞、袁世凯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奏保，促其赴京。这时，他与梁焕奎兄弟开办的华昌炼锑公司得张之洞 、袁世凯协助，请得五省官款协助银16万两 ，解决华昌公司财政困难之后，才去北京。任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为清廷权贵大臣讲授宪法，后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宣统三年（1911），任“皇族内阁”统计局长，依附于袁世凯，与汪精卫发起组织“国事共济会”。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令杨任内阁学部副大臣，袁世凯赞成议和后，又加派为议和代表，和唐绍仪南下，赴沪斡旋南北议和。民国元年，联络薛大可等 在北京成立“共和促进会”。民国2年，被袁世凯授予二等嘉禾勋章 ，并特任为政治会议议员。次年，袁解散国会另组参政院，任参政。民国四年，任国史馆副馆长，爱爵少卿；撰《君宪救国论》，说：“非立宪不足 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袁世凯大为赞赏，赠“旷代逸才”匾额。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动 起组成“筹安会”，自任全长，策划复辟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定制龙袍，他则远向巴黎定制首相新装。25日，护国战争爆发。次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他列第一名，遂隐身佛门，避居天津、青岛外国租界。张勋复勋，亦参与赞画。张勋复辟失败，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7年被赦返京。经君主立宪失败，思想转向民主 共和。民国11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这托，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说：“杨芳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次年，在沪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在此前 后，他在京与李大钊、胡鄂公等交往，接触新思想。民国13年，受孙中山托，为配合北伐，与北洋军阀周旋，进行分化瓦解。其时，为《系统进化哲学》一书作序，相信人类社会终将进入 共产主义。尽管人二变量时所认识的共产主主是平等共食主义，举凡伦理、政治、法律、教育等等都是“食”的问题。尽 管其思想还杂揉佛教 、儒家、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已向马克思主义*拢。

　　民国15年冬，迁居北京，以学佛、论佛为名，支持革命工作。次年4月，在熊希龄长女的婚礼上，意外获悉北京政府将搜捕共产党人，即告知胡鄂公，请其转告李大钊等火 速转移。不久，李大钊等遇难后，他多方张罗救济死者家属，积蓄为之一空。民国17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与进步人士交往，加入中国互济会，仍从事革命工作，参加中国自由运动磊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时步团体及其活动。民国18年（1929年）秋，杨度 正 式申请入党，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杨度入党之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作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将母亲送回长沙，将妻子遣居苏州。自己单身居上海，利用他所特有的广泛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别人难以替代的工作。后来，杨度入党的事逐渐为外人所知，于是有人说他投机。他对当时党派去同他联系的人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的机。”

　　1932年冬在上海租界病逝。临终前，自挽一联云：“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并召来学生董健吾，托他将一笔钱捐给“中国互济会，作为自己交纳的最后一次党费。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生平著作收入《杨度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