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2)

　　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太平天国在定都前，使农民从地主那里夺回了一些土地，在某些地方自耕农有所增加。但是，自耕农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解放，因为自耕农的增加只是强化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耕农的增多，不是对同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形式的冲击，而是使这种生产形式的分解延缓下来，有严于巩固封建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杨秀清、韦昌辉、石主子联名上奏天王，并经洪秀全批准，决定施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意味着太平天国承认并接受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太平天国仍然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地主剥削制度之下。 

　　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的统治。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说：洪秀全“当起义驻军桂平石头脚时，就立了十五个后宫。到东乡建国，就增立三十六个后宫。到建都天京，再增立八十八个后宫。他在建国时，就立他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继承皇位。同时颁布的《幼学诗》，其《朝廷》说‘生杀由天子’。《君道》说：‘王独操威柄’。《夫道》说：‘夫道本子刚”。《妻道》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在广西永安州时，就定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袭的制度。洪秀全还有他那一套神天家庭的说法。封建主义加上神权主义，便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特权主义，在农民政权中，造成了它的特权阶层。洪秀全天王就踞特权的顶巅。天京事变后，他破坏军师负责制，君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专制独裁，破坏了农民民主。洪秀全执政，立法无章，大纲紊乱，措置乖方。他改太平天国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要把太平天国成为他父子公孙一家的天下，以致人心离散，国家灭亡”①。太平天国不仅延续着专制统治的黑暗，且有发展。如李秀成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萧有和当时年仅10岁，但给他的权力是“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为什么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因为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这就难怪冯友兰先生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②  所谓“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并不意味着农民得到了多少政治自由。   

　　第三，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不管有的人如何赞扬《天朝田亩制度》，但也确实表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是，它提供给历史的“不过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欢呼为“农民伟大的节日”，但是，由于它实行“物物归上主”，连农民小生产者小得可怜的一点土地和财物，也宣布收归天王(或天父所有)。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找不出一条资料可以证明当时人民群众曾经如何拥护过《天朝田亩制度》。”① 这种平均主义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它“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②。 

　　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是抓住了太平天国“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事实，大肆声讨。正如梁启超指出：“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贾怨益甚”③。范文澜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也指出太平天国这一文化政策的失败。 

　　有的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如果说，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都是封建政权，我认为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巩固哪一个也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同情。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士兵又何尝不是源于农民呢?所以只能看政权的性质。这样一个标榜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腐败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难道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吗?谁好谁坏这要由历史来选择。正如李时岳教授说的：“容闳从天京转到曾国藩幕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是假曾国藩来实现的。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二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 

　　现在，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的反动的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了。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 

　　在清廷朝野动议购买西方轮船镇压太平天国之初，曾国藩就提出了“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强调资夷力助剿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长远的目标是自强、御侮。有的学者将“永远之利”解释为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不承认其指自强御侮。这一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咸丰十一年五月开始购买洋船之议时，曾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①。这里说的很明白，把自强御侮、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要地位。曾国藩在同治元年的一个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曾国藩还多次指出：发展洋务，  “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①。其自强御侮的目的，十分明确而强烈。曾国藩正是将这一“中国自强之本”的宗旨付诸实践的。 

　　(1)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这个军工厂虽然一开始仍是一个手工作坊，但是它是以手工和现有的物质条件制造近代的船炮。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然这只轮船造得还不甚得法，但是它宣告中国的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难怪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这种充满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语言，难道不是宣告中华民族近代化运动已胜利起航吗! 

　　(2)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手工制造近代船炮。他在安庆试办军工时，就议“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②。1863年，曾国藩选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阂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 

　　(3)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它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母厂，在它的带动、示范和支援下，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等，都是在江南制造局支援下创办起来的。它们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4)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基地，而且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这些书籍不仅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江南制造局一创办，还附设了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1872年，曾国藩还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此举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近代化，以及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5)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的近代海军虽然还未形成，但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他是有谋画之功的。建立近代海军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验缺乏，困难重重，但曾国藩不怕风险，勇于任事，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是按曾国藩制订的蓝图进行的。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提出在吴淞、天津和南澳建立三支外海水师的设想，当即就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和支持。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称这是“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届体大思精”。 

　　曾国藩对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由于中国军事的逐渐近代化才使中国在三十余年内免除了象鸦片战争一样使用大刀长矛的败绩，才出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镇南关大捷、甲午海战那样壮烈的场面。有的人只看重英雄邓世昌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殊不知光有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成就——军事近代化，岂能出现如此海战的场面。水师的帆船能打出这种场面吗?据中外一些军事专家评论，中国黄海大战打了个平局。殊不知中国军事近代化也是那些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物质表现，也是军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支援前线赶制洋枪洋炮洋船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物质化。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再看看由曾国藩发起、倡导和实际推动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能感到曾国藩对中国历史作出三  曾国藩在外事问题处理上的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