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共领导干部公务车：毛泽东坐车很特别(2)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除了高层领导人之外，公务车逐渐普及，并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权阶层独享的奢侈品。历史学家杨奎松回忆 说：“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虽然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 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当1986年得 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正是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 “资本主义”政府。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 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 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勤务、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 车等都有具体规定。公务汽车便是这一整套等级制度的一部分。解放战争时期，汽车还是新鲜玩意儿，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未必坐得上，当时马匹供应相对可以保 证，战时便有规定：营以上干部配有马匹，有专职马夫，拿地方供给部门的草料票向当地支取饲料。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由于缴获了大量美式吉普车，正师级以上作 战单位配备了吉普车。建国后不久，进口了一批苏联轿车，配给高级干部。当时，一般只有元帅才配吉斯， 部分大将也配了吉斯，如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上将和中将是配吉姆，但是在颜色上有区分，上将用的是灰色的吉姆，中将则是黑色的吉姆，以示区别。少将的配车一 般是伏尔加了；当时还有一些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国车，主要有福特、别克、雪佛兰，数量不多，配给了一些高级干部。后来，地师级以上单位开始配备轿车，华沙车 应在首批配备之列。

　　据历史学者章立凡回忆，解放之初，章乃器配有一辆福特轿车，据说达赖曾经用过这辆车，后来给了他。不久之后，从苏联进口了一批吉姆汽车，章乃器的座驾便换成了一辆吉姆。到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章乃器就没有专车了，只能打电话叫车，给他派的车一般是伏尔加。

　　红旗车刚生产出来时，只有国家领导人乘坐。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逐步在省军、地师大量配备。“文革”后期，有县团级单位配备上海牌轿车的，但 红旗在地师级单位少见，省军级以上较多见。当时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已经坐上了红旗，但副总理以下的还没有合适的公务车，上海牌SH760正好弥补这一空 白。上海牌轿车是建国后上海生产的最早的轿车。从1958年手工打造出第一辆车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国内唯一普通型公务用车，也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和 接待外宾的主力车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上海牌SH760系列轿车是唯一的国产公务用车，也是当时中国产销量最大的轿车。“吃大白兔，戴上海表，坐上 海车”——上海牌轿车俨然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汽车是等级的象征

　　对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人来说，对汽车的记忆不多，那时候汽车是身份的象征。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段子调侃当时的基层公务用车：大队书记蹬、 蹬、蹬（指拖拉机），公社书记130（卡车），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地委书记两头平（上海牌轿车）。上海的老人家回忆，60年代里弄新娘子出嫁，一 部上海牌轿车做婚车能引起全弄堂的轰动和羡慕。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时，正省级干部大多是乘坐伏尔加牌轿车，副省级和中央副部级坐的是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属于中央正部级以上领导乘坐的专车。随 着改革开放，凡没被打倒的中央正部长，原有待遇不变，都配红旗轿车。有人回忆，“当时进口车比较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副部级）的专车是一辆奔驰 200，部里其他的小轿车以伏尔加和上海轿车为主，总共有十多辆，包括丰田面包车，主要保证部内各司局公务用车。”

　　在中国，汽车是等级的象征，有两件小事特别值得玩味。1967年1月，“智擒王光美”事件之后，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已经失势，但还没有彻底倒台。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那时候，红旗轿车早已大量配备省级以上干部，而毛泽东只派一辆华沙牌轿车，刘少奇见状，自知其中含义。

　　1973年10月，刚刚被毛泽东“解放”出来的邓小平来到韶山，韶山方面召开了一个会议，安排邓小平访问事宜。会议开得很长，围绕以什么规格接 待发生了争议。但是，争论双方都有这种感觉：无论用什么规格接待邓小平，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们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但是，究竟 “冷”到哪种程度，“热”到哪个境界，让这些人“拿捏”不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是平步青云还是昙花一现，于是只用一辆老式的乳白色“吉姆”牌轿车。他们对 邓小平解释说，其他车辆都已派出去了。这种车，1959年毛泽东来到韶山时坐过，此时，国产红旗轿车早已代替了它。平时，即使是一个军级干部坐红旗轿车也 早已是司空见惯。在派车方面的这种暗示，多少叫邓小平有些生气。

　　正是由于这种等级思想，改革开放前，百姓拥有轿车是个禁区。私人轿车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从50年代的限制直到“文革”中彻底消失。即使公务 车，也严格按等级，实行配给。当时中国的轿车千人保有量不足0.5辆，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如今，仅北京就有超过500万辆汽车，其中大 多数是私家车。作为等级制度的代表，直到今天，那些开奥迪A6的人，总是叫人侧目，其实并非奥迪是什么好车，而是这种型号的汽车与某一行政级别之间挂钩。 “公务车”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供给物，何时能融入时代的主流，不再成为级别和待遇的象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