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让你了解湖南文化史：长沙也曾是国都(2)

 

在三国、魏晋和南北朝时期，最初魏、蜀、吴争夺湖南四郡，又一度以资江为界，湖南东部属吴，西部归蜀汉，而后湖南全境均归入孙吴。西晋曾短期统一。后湖南又依次归于东晋和宋、齐、梁、陈诸王朝。这一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逐步南移和北方人口的南迁，湖南相对而言受战祸兵燹较小，社会比较安定，因此湖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发展，文化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也较为突出。

如，在湖南古代历史上产生了以桓阶、刘巴、蒋琬、黄盖等为代表的第一个人才群，出现了第一位史籍有载和作品传世的诗人阴铿，出现了湖南最早的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的哲学家罗含，还有一批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的“玄学”家、史地学家。道教、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湖南，深刻影响了湖湘古代文化的发展。

 

△ 黄盖影视剧形象

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时期，虽历经农民大起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的政权更替等，但李唐王朝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封建帝国，曾维持了近300年。由于长期政治统一，国势强盛，经济社会和文化获得空前发展，特别是在盛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繁荣的阶段，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化一段特别辉煌的历史，对后世影响甚大，以至时至今日，海外仍多习称中国人为“唐人”。

湖南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在隋唐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古代湖湘文化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诸如欧阳询、欧阳通父子“欧体”书法的创造，湘籍僧人怀素“狂草”的成就，由欧阳询主纂的《艺文类聚》大型类书的问世，刘蜕、李群玉等人的诗词创作，长沙铜官窑瓷器釉下彩技术的发明，佛、道二教在湖南所得到的弘扬和发展等，无不显示出湖南文化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毋庸讳言，与中原及东部地区比较，当时的湖南还存在差距，中原王朝仍视湖南为蛮荒瘴烟之地，故常常成为朝廷“罪臣”贬谪之所。

但也正因如此，王昌龄、元结、阳城、刘禹锡、柳宗元等都先后谪迁湖南各地为官；李白的“流放”地“夜郎”地处湘黔边，他两次历游湖湘；韩愈贬连州，与湘南毗连，他一度逗留于湖南；杜甫晚年失意落魂，湖南成其最后的归宿地。这样一批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文豪以至“诗仙”“诗圣”，集聚湖湘，都与湖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当地的“兴教”“化俗”及其诗文创作活动，对湖南文化的发展兴盛和风尚传统的演化、提高，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我国其他文化区域是极为少见的。

 

△ 杜甫画像

五代时期，马殷入据湖南，以潭州（今长沙）为首都建立楚国。这是湖南境内历史上唯一的以长沙为中心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近60年间，马楚政权大体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加之经济方面采取了奖励农桑、注重水利、加强“茶马交易”等诸多措施，文化方面则组建“天策府”，广收入才等，这促使湖南的经济和文化在唐代的基础上，能继续有新的发展。

宋

北宋、南宋时期，是中国也是湖南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

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是相对弱势的王朝，特别是北方有辽、金政权与之对峙，长期相互争战。但它继“五代十国”分裂之后，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推行与民休息、劝课农桑等政策措施，还曾一度进行某些改革，这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而在文化发展方面，还出现了一些繁荣的景象。如“宋词”继“唐诗”而兴起，欧阳修、苏东坡等一批诗文大家的涌现；二程、朱熹等名儒的出世，与“理学”的创立和传播；留名后世的宋代“四大书院”，与书院教育的推广发展等等，均可圈可点。

 

△ 朱熹画像

在两宋时代，湖南随着各地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发展速度的加快，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湖南是宋代理学的最初策源地，其开山大师就是湖南道县的周敦颐；继之，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湖南讲学传道，朱熹、张栻在湖南的“会讲”和办学兴教，作为理学“南脉”的“湖湘学”开始兴起；书院的发展，“四大书院”中长沙岳麓、衡阳石鼓即据其二。

 

△ 岳麓书院

在其他的文化领域，如文学、艺术、经学、史地学、宗教等，宋代湖南也均有足以称道的成就和贡献。此外，由于宋王朝“开梅山”、治理“南北江诸蛮”，对湖南原土著民族地区进行开发，这些土著民族所保持的民族文化，在宋代也开始引起关注。曾为官辰州（治所在今沅陵县）的朱辅就其所见所闻，特撰写《溪蛮丛笑》一书，第一次系统记述了沅水中上游古“五溪”地区的民族风土人情。

元

元代，入主中原王朝的蒙古贵族统治者，所奉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以及经济掠夺政策，对全国和湖南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但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和元朝前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取、建立行省和完善地方行政体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政策措施，均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同时，元朝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如对先朝的某些典章制度，对传统儒学和佛、道二教，以及科举选士等，基本上均加以继承、利用，有的还有所发展完善。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继续发展还是有利的。

而元王朝统治地域空前的扩大，南北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东西各民族交流的加强，更对湖南和全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化领域，“元曲”的产生和发展，堪与“唐诗”“宋词”媲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元代的一大贡献；与佛、道二教继续得到发展的同时，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更为多元化。

古代湖南文化在元代数十年间，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宋代列为“四大书院”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得到恢复重建，再度兴盛；在文学、史学方面湖南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翰林学士、编修辽宋金三史的总裁官欧阳玄，即其中杰出代表；“工散曲”的冯子振则是中国南方少有的著名词曲作家；曾世荣在中国传统医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也足以称道。

 

△ 石鼓书院

明

明王朝继承了元朝的大一统局面，延续了近300年的统治。长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明前期所采取与实行的加强中央集权、完善行省和地方军政体制、整顿吏治、奖励垦荒、劝课农桑、兴学重教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获得了新的发展。至明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起来，在东南地区某些手工行业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文化领域，诸如各级官学和书院教育的大发展，取代宋“程朱理学”的“阳明学”（“心学”）的创立和传播，《大明会典》、历朝《实录》和《大明一统志》等大型典籍的编纂，宋濂、王袆、方孝儒、李东阳等人的经史著述和古文诗词成就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 《大明会典》

元末明初的战乱，曾造成湖南地区人口的大变迁。原汉唐以来的土著居民大量流失，江西、江浙等地人口大批迁入，史称“江西填湖南”。这些外地移民的进入，对于湖南经济的开发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影响甚大。近代学者谭其骧、林增平都曾注意到“湖南人”的性格和湖南文化中这种“移民”因素。

在明代，湖南人口和耕地面积都有较大增加，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和粮食生产获得很大发展，以至在民间产生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

 

文化领域，官学和书院教育较宋元更有发展，经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才较宋元大为增多；刘三吾、茹瑺、夏原吉、李东阳、杨一清等一大批人才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仅是明代官高位显的政治人物，而且也都为湖南颇有成就的文学家、经史学者；湖南长沙等地和岳麓等书院，是明代大儒王阳明及王门弟子，传播和弘扬“阳明学”的重要场所；明代《实录》《会典》等典籍的编纂，都无不汇注了湘籍人士的大量心血。

进入明代后，道教趋于衰落，湖南与全国均如此，但佛教获得继续发展，伊斯兰教也开始在湖南传播。

由于土司制度的实施，特别是对“苗疆”的武力镇压和“边墙”封锁，湖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受到消极影响。但在明代数百年间，随着宋元以来土家、苗、侗、瑶等单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湖南境内的这些民族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继续得到传承和发展。

清

由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在明代逐步形成的那种发展势头，曾一度受阻。但在清代的前中期，清朝统治者还较有作为，特别是康熙、雍正和乾隆在位时，文治武功达到鼎盛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封建经济得到继续独立的发展。

 

文化发展方面，大规模的“文字狱”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整体上看满族统治者还是注重吸收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儒学，重视教育，所以中国古代文化又再次获得新的发展，经历了它最后的繁荣时期。

在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和南明势力的反抗，以及吴三桂的叛乱相继平定之后，湖南社会一直相对以较安定，经济又有所发展，古代湖南文化也再次呈现某种兴盛繁荣的的局面。

各级儒学和书院的增修、新建为数不少，各类义学的大量设置，尤其是雍正时湖南单独设立行省与湖南、湖北乡试分闱之后，学校教育和科举业加速发展，湘籍进士、举人大量增加。湖南的传统经学和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湖湘学”，史地学、古文诗词创作、书画艺术，以及医学等，在清前中期均得到了发展。王夫之的哲学、史学巨著主要都是在清前期完成的。

此后，李文炤、王文清、陈鹏年、罗典、黄本骥、陶澍等，湖南一批儒士名臣和汉学家、诗文作家、史地学者，还有画家髡残、医学家周学霆等，在清前中期相继著名于世，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传世作品，无不促进了湖南文化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佛、道二教总体上已逐渐衰落，但南岳等地的名寺古刹和著名道观，入清后依然香火兴盛，出了一批高僧、名道，以及在佛、道学研究上作出成绩的世俗“居士”。清前中期湖南新建的清真寺不少，伊斯兰教获得相当大的发展；外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清前期开始传入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