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洞庭，追溯桃花源的历史(2)

　　及至宋朝，桃花源得到更大的开发与修复，成为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宋太祖乾德元年（963），朝廷把有名胜古迹桃花源的沅江中下游两岸地域从武陵县析出，另置一县，并以“桃源”为县名。其后不久，朗州改名为鼎州，桃源县及境内桃花源遂属鼎州。乾道一年（1165），鼎州改为常德府，桃源县及所辖桃花源随之属常德府。从宋初开始，桃花源大兴土木，广建道观。淳化元年（990），朗州官奉诏修建五百仙人阁，竣工后命名为望仙阁。政和元年（1111），权发遣广南西路转运副使张庄奏度龚元正为道士，营造梵宇，依山而建，分上中下3宫，共1330楹。翌年，宋徽宗御笔亲赐“桃川万寿宫”匾额，设提点掌管。淳 祐元年（1241），龙阳（今汉寿县）人文必胜捐资修建武当行宫。宋代的桃花源，不仅建筑群一度辉煌至极，其地的山水植被也渐被培植得格外秀美丰腴。这些，既得益于因陶渊明《桃花源诗并序》巨大影响而日渐繁荣的桃花源文化的滋养，又反过来使桃花源文化更加丰富而鲜活，以致浸润整个神州大地。宋绍圣三年（1096），历史上第一部收辑自晋至宋诸文人写桃花源的诗文《桃花源集》（共4卷）由田孳编成。后于绍兴初年（约1131—1140）和淳熙七年（1180），又先后两次编成《桃花源集》，辑此前桃花源诗文数百首（篇）。整个宋代，先后有张咏、梅尧臣、张颙、王安石、苏轼、秦观、黄庭坚、胡宏、朱熹、陆游、姜夔、谢枋得等几十位诗人、词人和文学家又给桃花源留下诗、词和散文。

　　元代89年中，因朝廷不重视，桃花源不但没有得到修复和开发，反而在其末年顺帝在位时期（1333—1368），被兵燹毁为一片废墟。但以陶潜文化为灵魂的桃花源文化却是兵燹所无法毁掉的。这一时期，仍有不少著名文人来桃花源游览题咏。如张斛、元好问、许衡、吴澄、刘因、揭傒斯、萨都剌、傅若金等数十人，写下了不少关于桃花源的诗文。

　　明代，桃花源时修时毁，时兴时废。明洪武十二年（1379），桃源观住持道士尚维德在废墟上有所兴建，后道士龚贵乡继续兴建。明景泰六年（1455），湖南巡抚李某赞助住持道士谢智常在桃源观旧址建殿数楹，不20年即毁于风雨。成化十八年（1482），常德知府李泰赞助道士冯信通建三清龙虎殿、法堂、官厅，并募缘修饰神像。弘治十四年（1501），住持道士谭常仑修建桃源观山门及清风桥。正德十三年（1518），住持道士曾世显（号称桃道人）成片开荒扩种桃树，四处 募化并动工修复荒废已久的武当行宫。至嘉靖四十年（1561），方告竣工，而曾道人募化经营竟长达43年之久。就在这一时期，常德知府林应亮建亭于桃源洞口，并题刻“洞口长春”石额。万历三年（1575），湖南巡抚赵贤重镌唐刘禹锡所题“桃源佳致”碑。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三年（1590—1595），中丞江东之规划在桃源洞外隙地垒石砌园亭一座，未待完成即去职。湖广右参政陈性学，继续砌筑，未几完工，建成八方亭（即今方竹亭）。万历三十二年（1604），湖广按察使司分巡湖北道副使刘之龙嘱桃源县令魏以克于桃源洞前修建堂宇，为廊为庑，为厅为门，茶厨庖舍毕具。环以墙垣，又引洞中流水注入亭前小池，题为“灵仙之府”。万历三十五年，湖广按察使司副使李廷谟与桃源县令黄涞，命主簿何伯熹在灵仙之府两厢空地建房数间。万历三十七年，湖广布政使司参政兼分巡湖北道郭显忠与县令黄涞，赞助僧人张定性建大士阁五椽于桃花山顶，奉祀大士像。天启年（1620—1927）间，因桃源洞口天然石桥倾仄，桃源主簿孙廷蕙主构 木桥一座，是为遇仙桥。约在明末清初（公元17世纪中叶），新建黄闻阁于黄闻山顶。与此同期，桃花源滨沅江一带的道观建筑群，又再次毁于兵燹。随着时间推移，始建于晋的风景名胜桃花源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序》愈显名胜古迹和千古杰作的文化穿透力。明代的文人，对桃花源及桃花源文化，仍十分向往和热心探究。隆庆年（1560—1570）间，湖广按察使冯子京据宋人所编之集，补其缺失，更为诠次，又增以元、明文人作，编成《桃花源集》3卷。整个明代，在桃花源留下姓名和有桃花源诗文作品问世的诗人、士宦就达68位之多，其中有王 、薛暄、文澍、王守仁、龙孚德、江盈科、袁宏道、杨嗣昌、张镜心、李得阳等。、

　　历经清代260多年，桃花源陆续得以修复，但远不如唐宋兴盛时期。清初，邑人罗其鼎倡修渊明祠（又名靖节祠），并于祠前种桃千树。康熙四年（1665），桃源知县陈洪范赞助山僧募修桃川古殿未成。约在康熙十九年至四十七年（1680—1708），先是湖南巡抚汪子元欲重修桃川宫，未果；后其第子李永清继续修建而竣工，然其规模大不如前。康熙四十八年（1709），湖广提督俞益谟于桃源洞前建伴霞亭，于遇仙桥左下方建方竹亭（后为风雨所废）。又铸桃川玄岳行宫钟（高五尺、围一丈一尺八寸）。乾隆八年（1743），桃源知县王增华倡修桃川书院于桃川宫附近。乾隆十八年（1753），桃源知县屈宜伸增筑桃川书院围墙，并建二堂、斋房。嘉庆、道光间，桃源县教谕杨先铎和候宫举人吴玉麟一同在桃源洞口空地种桃300株。道光二十五年（1845）冬月，桃源知县景 见渊明祠日就倾朽，特倡修，命县人赵士逢董其事。翌年二月竣工。咸丰元年（1851），知县朱元增刊陶潜《桃花源诗并序》于渊明祠。咸丰四年，桃花源建筑群除黄闻阁、渊明祠、方竹亭外，多毁于兵火，幸存者也日渐残破。咸丰六年，县人方大定倡修关圣宫于桃花源，未竣工。咸丰八年，知县熊镇南重修大士阁，未竣工。同治元年（1862），县人王道凤、曾云樵等建成关圣宫（遗址在今菊圃），释常林为之塑像。同治四年，桃源知县孙桐生续修成大士阁。同治九年（1870），桃源知县麻维绪刊陶潜、刘长卿、李白、王维、孟浩然、张旭、韩愈、刘禹锡、张 、王建、曹唐、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14人题咏桃花源诗文于集贤祠内。光绪十四年（1888），桃源知县余良栋开始清理在桃源洞、桃川宫前后左右的桃溪校经书院（即桃川书院）膏火田，次第清丈得田土495亩，从其中提出田70亩、熟土10亩付渊明祠、延至馆道士，岁以租入作香火费，又提出田20亩及缆船洲罾埠一所，以其租入备桃花源建筑岁修费，又由书院董事每年支给黄闻阁住阁人食谷十石。不久，即将坐落在渔人问津处之校经书院迁往县城。光绪十七年（1891），大雨雹，渊明祠屋瓦碎落。知县余良栋建庙于大士阁后山顶，移奉渊明神主。光绪十八年，知县余良栋重修渊明祠，并缘山布置亭阁，按《桃花源诗并序》题名为问津亭、穷林桥、延至馆、水源亭、桃花潭、渔人从入处、豁然亭、寻契亭、高举阁、渔人辞去处、既出亭、向路桥凡12处。

　　继明代桃花源道教文化面纱的“薄”化和陶潜文化本色的强化，清代更往这方面跨进了一大步。乾隆皇帝高宗（1736—1795在位）所写桃花源的两首诗（《拟桃花源中人送渔郎出源》、《拟渔郎复至桃源不复得路》），均以陶渊明《桃花源诗并序》为本体，据而咏叹抒怀。清代间，从乾隆十九年（1754）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不足百年间，就先后有桃花源大士阁住持僧一休、武陵秀才唐开韶和武陵庶吉士胡绰，相继编成《桃花源洞天志》、18卷本《桃花源志略》和13卷本《桃花源志略》。这些桃花源志书无不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序》为本，对已逾千年的名胜古迹桃花源进行记述和研究。整个清代，文人墨客、士宦名流更是纷纷亲往或遥相寄咏桃花源，仅有史料记载者就多达百余人，其中较有名气者如陈士本、罗人琮、李渔、查慎行、俞益谟、王文治、张百龄、陶澍、石达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