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刘涤源先生(3)

　　我原本是学数学的，虽然早闻先生大名，但真正和先生近距离接触是我读博士的时候开始的，那时我26岁，先生差不多80岁。先生给我的印象总是那么慈祥善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坦然正直，那么虚怀若谷。在我心目中，先生永远是一个笑眯眯的、蛮可爱的老头子，是我可以依靠的大山，是对我无所不容的大海。

　　武汉大学曾经是国内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集中了一大批1949年之前留学回国的“老海龟”：从哈佛回来的张培刚先生(虽然早已调入华中科技大学，但仍然常到武大讲学，在我辈看来他仍然是武大人)、吴纪先先生、刘涤源先生、谭崇台先生，从耶鲁回来的李崇淮先生、周新民先生，从威斯康辛回来的朱景尧先生，还有我忘了从哪个学校回来的王治柱先生。张培刚先生和谭崇台先生主要讲发展经济学，刘涤源先生主要讲凯恩斯主义研究和货币理论，吴纪先先生和周新民先生主要讲世界经济，朱景尧先生主要讲国民收入核算和国际经济比较，王治柱先生主要讲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李崇淮先生主要讲国际金融。如此整齐而超豪华的整容，国内除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外，没有一所学校能够比拟。可以说，这些老先生个个都是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的长者，能在这样的学府学习，是人生的一大幸运。所有老师都对我学业的长进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帮助，但对我影响和帮助最大的还是刘涤源先生。我时常为自己能够在刘涤源先生这样博学厚道的老师门下学习感到十分幸福。

　　刘先生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绝对终于自己的学术良心。谭崇台先生曾经跟我们说，刘涤源老师反通货膨胀坚持了一辈子，做学问就要像刘老师那样不受政治气候影响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先生是个真人，毛泽东时代被认为有点“右”，改革开放时期被认为有点“左”。我算个直人，比先生还差一撇一捺。尽管我非常尊重刘先生，但我还是经常和先生争论一些学术问题。先生经常鼓励我和他讨论甚至争论问题，而且总是笑咪咪地听我在他面前“大放厥词”。也许正是这样，我们教学相长的效果非常好，而且感情也因此不断加深。先生总是把我的好问及争论当做好学的表现，所以先生认为我是个很谦虚好学的人，鼓励我还要狂一点，要有向任何学术权威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我和先生争论的多数问题最后基本取得了一致，我也因争论弄懂了很多东西，包括《资本论》。我以前对《资本论》不是十分懂因此也就对它不太感冒。在和先生争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老师本身也没弄懂《资本论》，他们没有搞清楚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非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没有讲清楚价值是怎么转型为生产价格的。我是听先生讲垄断价格理论的时候，悟通“转型问题”的，而且我比先生还超出了一步，用简化的对策论模型严格证明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刘涤源垄断价格理论的正确性。我觉得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讲的生产价格理论其实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在这里，我们也找到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通的地方。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从全社会宏观上讲，生产价格总和等于价值总和，把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推广到资本主义，并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可以说，我是跟刘先生学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学通马克思经济学的。开始我还觉得有点得意，后来转而一想，其实这是再应该不过的了，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产生于西方社会而不是延安窑洞的文明成果。前几年，我参加中央调查组进行“新时期怎么理解劳动价值论问题”调研的时候，几乎所有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研究《资本论》出身的人，为了论证“三个代表”说法的正确性,异口同声地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我进一步确信，刘先生和我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真正传人。

　　我和先生在两个问题上的分歧，一直到先生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取得一致。一个是关于先生本人学术成就的看法，先生不认为“货币相对数量说”是最重要学术成就或最重要成就之一，而我对它评价甚高。我一直怀疑先生是因为历史上被整过的原因而心有余悸，不敢承认自己纯西方学术范式研究成果的价值。另一个是对于理性预期学派特别是卢卡斯学术地位的评价，先生是比较看低他们的，而我是比较看高他们的。到1995年卢卡斯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先生笑着对我说：卢卡斯的东西真有那么高水平吗？政策结论明显不对呀！我想，要理解卢卡斯的理论模型和政策结论大概已经远远超出了先生的数学水平，要强求先生理解或说服先生是很难的，我只有搁置争议。但当我告诉先生我可以用简化的对策论模型证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先生本人的垄断价格理论时，先生的眼里顿时放出光芒，说数学还真有用。

　　我属于不喜欢掩饰因而很容易遭到嫉妒的那种人。以我的经验看，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多数六十岁以下甚至部分六十多岁的人都会把我当作竞争对手而嫉妒我，因为在八十岁的老先生看来，我和他们都是老先生的学生，属于师兄弟关系。由于刘先生也经常不掩饰他对我的喜欢，所以，我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得罪了人而不自知。偶尔，我也会仗着先生的喜欢而让一些不学无术但已经有一定地位的人下不了台。记得有一个已经混上博导的师兄，水平很差，人品更差。有一次和我讨论问题时牛皮哄哄的，结果被我当众修理了一番，然后扬言要怎么报复我结果又被先生批评了一通。后来，他弄虚作假的事情败露，被取消了博导资格。不过，由于先生的过分娇宠，我也留下一些性格缺陷，经过这些年的社会修理正在逐步克服，好在现在可以把平常不好发泄的情绪都放在博客上发泄。

　　在我离开武汉大学去清华大学工作的时候，先生拿出他留学回国时买的两套回国后没有机会穿的燕尾服,一套送给我做纪念，一套留给他儿子。在先生去世之前一个月，先生把他的成名作，中华书局1947年再版的《货币相对数量说》寄给了我，还附了几张照片。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先生那么快就会走了。我后来想，也许先生对自己不久于人世早有预感，也许先生其实也很看重那本书，认为它才是传世之作，只是不便明说罢了。按佛家传统做法，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先生的衣钵。

　　往事悠悠,感激不尽,思念无限，不能尽说。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说这些的时候，仿佛看到先生在天国对我微笑，安静而慈祥，饱含深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