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中国近代化

　　众所周知，湖湘文化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强调经世致用。从宋代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胡宏到晚清的魏源、曾国藩等人，尽管他们的治学路向、价值观念都有差别，但在讲究经世致用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如胡安国治《春秋》，即以经世致用为帜志；胡宏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学风多有批评；魏源治经学也强调“以经术为治术”；曾国藩则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提倡“以礼经世”。由此可见，自宋以来的湖湘学者，不管是宗汉学还是崇宋学，都重笃实践履，不尚性理空谈；提倡通经致用，不拘名物训诂。 

　　所谓“经世”，用《左传》和《周礼》的话来说，就是“经国家”、“经邦国”。其内涵包括积极入世、直面社会的人生态度，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并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手段和表现路径。湖湘学者治学以经世为取向，就必然要求把书斋里的学问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以其所学服务于社会，即使治经讲学也以关注国计民生为旨归，崇尚“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到了近代，当中国社会面临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社会转型时，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便很容易转化为湖湘学者促进社会变革的一种思想动力和接纳近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土壤。也正因为如此，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魏源便以一个“走出湖南的湖南人”的身分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西方的侵略。其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将魏源的主张落实到具体实践的层面上，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愤于清政府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在维新运动中倡导变法图强，使湖南成为全国维新运动最有朝气的地方；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又在承接维新运动遗产的基础上，以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立下汗马功劳。 

　　如果说湖湘文化中呈现出的经世致用价值取向是促进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动力、接纳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土壤，那么湖湘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传统则是促使一批又一批湖南士人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奋斗的精神动力。 

　　爱国主义是对国家和民族一种很强烈的感情。湖湘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传统可以上溯到屈原和贾谊。他们虽不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们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动人事迹以及遭谗被贬逐到湖南的共同遭遇，却深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士人。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传统不仅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且被一代又一代湖湘士人发扬光大。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其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再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有机结合起来。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使得一大批湖南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举其大者，谭嗣同为求维新变法之成功，四处奔波，竭尽心智，最后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而从容就义；黄兴为求民主革命之成功，百折不挠，断指犹战，带领几百湘军在汉阳抵挡大队清军人马，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蔡锷为求民主共和之不被颠覆，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虽身患重病，仍冲锋陷阵在前，最终使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顿成黄粱美梦。更有烈者，陈天华、杨毓麟愤于国民之不醒、国威之不振、外患之日急，以身蹈海，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虽然湖湘文化独特的个性与内涵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但它毕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因而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及制约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理学型文化，其强烈的道统观念必然包含着强烈的文化守成性。这一特性到了近代，就成为力拒外来文化、固步自封的思想武器。中国传统文化的“夷夏之辨”、纲常名教也使近代湖湘士人难以摆脱天朝大国的心态，往往滋生出一种封闭自大、盲目排外的心理意识。无论是在洋务运动中，还是在维新运动中，湖湘士人虽有一大批首倡者、支持者，但同时反对的力量也很强大，两者之间的矛盾往往十分激烈，双方辩得死去活来。从这一意义上言，湖湘文化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阻碍作用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