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眼中的湖湘文化及其精神(2)

　　“湖湘文化有精髓也有局限”

　　提起湖湘文化，郑佳明认为，它首先是一种学术形态，即湘学，求本、求实、求变、求容，使湘学既有吸收了儒家文化的精华，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从内容上讲，讲究义理，讲究经世致用，讲究人格气节和操守，讲究民本。

　　湖湘文化的精神，首先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种精神自屈、贾以来，到两宋，然后到明清，一直到曾国藩、毛泽东，湖南学人、士子，包括湖南的百姓代代相传，已经成为湖南人血脉中的一种东西和精神上的一种力量。那么，“心忧天下”是谁说的呢?是左宗棠说的。他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毛泽东把它改为新民学会的宗旨，叫做“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句话是谭嗣同说的。他说“敢为天下先”。后来就把它改为“敢为人先”。

　　“实事求是，趋时开放”是湖湘文化的另一种精神。“实事求是”虽然出于《汉书》，但是它写在岳麓书院，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到今天它也是我们的法宝。这个话是湖南人说出来的。“趋时”是谁讲的呢?是王船山，也是王船山的一大思想。所谓趋时，就是与时俱进，它讲的是趋时更化、趋时更新。开放的精神是湖南人的传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开洋务运动之先河。郭嵩焘、曾纪泽是一批早期的外交家。湖南人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但是近几十年，开放的速度、力度和广度不如沿海，所以落后下来了。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趋时开放。”郑佳明说，这便是湖湘文化最核心的精神特征。然而，湖湘文化有很多好的精神内核，但说到底它毕竟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本身就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湖湘文化也存在三个局限性。”郑佳明说，第一，是农耕文化。今天讲湖南人会读书、会种田、会打仗，这三件事大概都是农耕文化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农耕文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上层的儒家文化，纲常义理，家长制、权本位;下层是小农意识，农耕文化的小农意识是什么?就是平均主义，比较保守、眼光比较短浅，这两个文化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向前走的一些包袱。

　　第二，是内陆文化。湖南的先人曾国藩、左宗棠搞洋务运动很厉害，而且湖南人的外交也很厉害，如曾纪泽。但更多是政治需要，不是本身与生俱来的工商业本身具有的那种开放。湖南与福建、广东的沿海开放有所不同，所以民间有强烈的内陆意识。

　　第三，是斗争性。说湖南人霸蛮也好、不怕死也好、一根筋也好，都是斗争文化。这在受到压迫的时候非常宝贵，但是当我们人民掌握政权的时候，斗争往往变成内耗。

　　对于这些湖湘文化的局限性，郑佳明说，就存在提升、转型和与时俱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当代湖湘人民付出更多的努力。

　　“研究湖湘文化不能忽视几个人”

　　现在湖湘文化比较“热”，特别是对曾国藩、毛泽东等人的研究非常热门。对于曾国藩，郑佳明说，他对湖湘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是湖湘文化的实践者、成功者和弘扬者。以往的人对湖湘文化都只是在说，而曾国藩是在做，他是实践者。以往的人不知道事情能不能做成功，而他成功了，他以事实验证了湖湘文化的优越性，他取得了“立德、立功、立言”三大成功。曾国藩代表一个政治集团、军事集团，所到之处皆能改造世界，那么大家就看到了湖湘文化的功力。所以说他是实践者、成功者、也是弘扬者。

　　然而，研究湖湘文化，郑佳明认为，还有几个代表人物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个就是屈原。“对于湖湘文化，屈原永远都不可绕过。”郑佳明说，屈原对湖南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是多方面的。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屈原研究》。他是个做扎实学问的人，他把屈原的诗里面提到的地名列成表，大部分是湖南，这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屈原在湖南呆的时间很长，去的地方很多，而且他把这些东西融入到他诗里面，赋予了生命和感情，在中国和世界流传。你说这个对湖南的贡献还不大吗?而且他对三湘四水的描写，对湘人湘情的描写，一直深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影响到后来许许多多的人。可以说，屈原的影响有多大，就使湖南的影响有多大。

　　人们都说屈原爱国，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操。郑佳明却说，屈原不仅仅是爱国，他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悲天悯人，心忧天下。这个“心忧天下”比爱国要高很多大很多。天下有什么?苍生、社稷、黎民。他实际上还是伟大的自然主义者，他爱花爱草，“滋兰九畹、树蕙百亩”，爱这些花花草草、爱大自然。所以屈原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他实际上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一个图腾，这个人了不起，他厚爱我们湖南，他除了诗里面写我们湖南，他把生命也献给了湖南，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和精神为湖湘文化打上了深深的底色。

　　周敦颐做了儒家文化的升级版，他和二程、朱熹对中华文明的后半期定了位。理学对中国农业文明的继续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定向、定位，定海神针的作用。虽然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与理学的保守性有关系，但正是理学武装的大一统王朝，多民族融合的大中华，迎来了西方文明的历史性东进，其他的文明，例如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都在西方的压力下分裂和肢解，而中华文明挺住了变局，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做了浴火重生的准备。伊斯兰和印度文明为西方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付出了永久的代价。

　　王夫之是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开拓者。文明发展是有规律的，天道周星，否极泰来。明王朝的覆灭，催生了王船山的哲学。从理学到心学，主客观唯心主义在农耕时代征服了中国的士大夫，王朝的高度专制不让人关注现实，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最高境界。中国文明走到了死胡同。王船山以孤愤之情，以亡国毁家之痛，让六经别开生面，中华文明开辟了唯物主义的曙光，提出了道随器变，趋时更化，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于行的思想。这些思想和他的崇高气节，酝酿了一百多年，终于在晚清大清面临危亡之际发酵，武装了三湘四水、洞庭之滨的湖南士大夫群体，陶澍、魏源、曾左彭胡，师夷长技挽救危亡，乃至后来湘人一跃进入晚清政治中枢，奏响了近现代湖南人担当天下振兴中华的交响乐章。

　　谭嗣同的思想地位非常高，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过去研究他的“不怕死”的一面，但是关于他的“通”，也就是平等的思想，关注得还不多。谭嗣同这个人，实际上他的思想、才情、胆识、血性，他作为一个好的革命家，一个活跃的思想家，一个文学家，一个心地非常慈善的佛教信徒，一个音乐家，各种之全面，非常之美。除了勇敢，还非常之大美壮。所以，这个人是很值得湖南人、尤其是湖南的男孩子好好学习的。郑佳明坦言：“从个性上讲，我非常喜欢谭嗣同。”郑佳明认为魏源、郭嵩焘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