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奋起的名作家——蒋牧良记略(2)

　　1949年春，北平解放了。不久，蒋牧良作为全国文代会代表到北京开会。与久别的老朋友欢聚一堂，好不高兴。这时正值大军南下，会后，他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前往汉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军转战鄂、湘、桂。部队在崎岖山间，携带辎重艰难行进。由于他的年龄大，部队给他配了一匹马。然而他自己不骑，把它让给了伤病员。他克服困难，及时地报道了解放军取得的辉煌战果，多次得到了四野政治部的表彰。

　　1950年春，蒋牧良因工作出色，调任四野政治部创作员。他每天穿上整齐的军装，戴上军帽，浑身都是劲。他深感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他为在这里生活与工作而自豪。部队赴湘西剿匪，他深入实地进行采访、体验，积累了很多素材，准备写长篇小说。因工作紧张，他于1951年春肺病复发，只得休养了1年多。这次患病与以前患病大不一样了，以前患病缺医少药，还要挨冻受饥，担惊受怕，现在住在医院里，各方面条件优越。于是他带病写作，到1954年，完成了50万字的长篇小说《国防在后方》的初稿。

　　1958年，蒋牧良当选为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和省作协主席，这是他第一次回家乡任职，感到格外亲切、舒畅。为繁荣创作，蒋牧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号召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同志们，一是要读书，一是要深入生活。他以身作则，反复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作品。他针对一些青年作者读书的通病说：“你们看书不能只看故事，不看人物，要一边看，一边想，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这样才会有收获。”

　　蒋牧良还带头深入生活，他曾到南县三仙湖乡蹲点，与群众一道参加劳动。体验生活期间，除了省里有重要会议需他参加外，一般不回长沙。他在那里与群众的关系很好，群众什么话都对他说，他也为群众办些力所能及的事。他在那里收获很大，不久就写出了长篇小说《湖边风雨》的初稿。后因工作需要，不得不离开生活基地，回长沙主持作协工作。这时，他用大部分时间辅导青年作者创作。他从20多部长篇小说初稿中挑选出三部有一定基础的作品进行具体指导。他勤勤恳恳，不厌其烦，在稿纸的旁边写上了很多修改意见。他还将自己将要写的素材，充实到青年作者小说中。他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使作者们深受感动。他对作者要求很严，但在讨论稿子时，又让作者充分发表意见，他与作者展开争论，谁有理就听谁的，决不强求一律。他鼓励作者创新，常常对作者说：“不要人家画猪我画猪，人家画狗我画狗。不要重复别人的，也不要重复自己的……”

　　生活是创作之源。蒋牧良在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也不忘记深入生活。汉寿县红菱湖大队成为全省农业先进典型后，他带了几位作者冒着绵绵的春雨，去那里生活。不论是白天黑夜，他们都在泥泞的路上走来走去，与社员们一起交心谈心，了解情况。后来修建韶山灌区，他又带了30多位作者奔赴工地，在那里半天劳动，半天写作，搞了近半年。他在工地采访了很多先进人物，如“十八勇土”、“铁姑娘队”、“硬骨头排”等，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为了把湖南的文学创作搞上去，蒋牧良一方面要求专业作家下乡，以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认真分析生活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把基层的业余作者找上来，为他们办读书会和学习班。他亲自讲课、看稿。他还打算到各个地、市去办创作讲习班，争取五年办完。可是，当他正准备实现这个计划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运动中，他遭到无理的批斗，并戴上几顶大帽子，他提出的写作理论也遭到反复批判。他的党籍也被停止了。在逆境中，蒋牧良坚信自己一生清白，没有对不起党的地方。后有关方面用了两年多时间，将他的历史查清了，恢复了他的党籍。1973年2月，他从省“五七”干校出来，被安排任省文化组副组长。

　　谁知，蒋牧良在“文革”中受了折磨，高血压、肺病加剧，身体异常虚弱，不得不住进医院。那时的医院受造反派的干扰，他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病情一天天严重下去，就在通知他去文化组上班的那一天去世了!

　　蒋牧良还有很多想做的工作没有做，还有很多要写的题材没有写，就这样遗憾地告别了人世。但他的崇高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