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难酬蹈海亦英雄(3)

　　1903年冬，陈天华作为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回国策划起义。1 1月4日，他和刘揆一、宋教仁、杨毓麟等以庆贺黄兴30岁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为避免清政府注意，对外以“兴办矿业”为名，取名“华兴公司”，并发行华兴股票。1904年2月15日，陈天华、黄兴又以阴历除夕聚餐为名，正式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会上，推举黄兴为会长，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会外，另外组织两个革命小团体同仇会和黄汉会，陈天华和姚宏业担任黄汉会运动军队参加起义的工作，前往江西吉安，不久，因清政府搜捕，陈天华不得不于1904年3月再次东渡日本。

　　1905年7月底到8月中旬，陈天华在东京小石川区久坚町东新泽社居住期间，辅佐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功勋卓著。陈天华是极力主张“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的。宋教仁《我的历史》一书记载了1905年7月29日华兴会集会讨论的详细情况：“到陈星台(天华)寓，邀星台至黄庆午(兴)寓，商讨对孙逸仙之问题。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于今日集议。既至，庆午先提议，星台则主以吾团体(华兴会)与之联合之说。庆午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刘林生(揆一)则主张不入孙会之说。”

　　结果是陈天华的主张得以实现。所以，孙中山把这次接见湖南人士的谈话标题为《与陈天华等的谈话》，足见孙中山是何等的器重陈天华。

　　在同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上，陈天华被选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8月13日，陈天华又发起组织并主持东京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孙在会上的演说词，亦由陈整理；《民报》创刊，陈天华出任经理及撰述员，他撰写《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逸仙事》一文，刊于《民报》第一号。同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陈天华起草的同盟会《总章》和《同盟会宣言》。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工作，陈天华为执行书记。陈天华与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被定为同盟会机关报。

　　驳倒康梁

　　1905年9月24日上午，陈天华密友吴樾怀揣炸弹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去炸出访欧美的端方等五大臣，不幸炸弹被挤落爆炸而自己身亡。东京留日学生纷纷为吴樾举行追悼会，梁启超竟然在《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一文中说人们希望“立宪”，陈天华奋笔写了《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一文予以驳斥，他形象地把五大臣出洋“预备立宪”的骗局比作魔鬼画皮：“盖鬼，可畏者也；鬼而变易面目，使不知其为鬼而亲近之，则可畏愈甚。五大臣之出洋也，将变易其面目，掩其前日之鬼脸，以蛊惑士女，因以食人者也。”

　　此后，陈天华还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与保皇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论战，导致国内外20多种报刊都投入了这场百年罕见的大辩论。

　　康有为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民共事，而能完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梁启超说：“必曰破坏旧道德为革命家应行之义务，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

　　针对保皇派否定革命和恶毒攻击革命的言行，陈天华以横扫千军的雄健笔力写道：“革命者惟问当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自我作始可也。苟无创始者，则历史又何从有乎?”“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我因爱和平，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和平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

　　这些论述，以高屋建瓴之势痛斥了康、梁的陈腐观点，有力地打击了保皇派的嚣张气焰。

　　蹈海殉国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禁止留学生结社集会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此《规则》一出，立即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陈天华等人在11月3日召集各校代表在留学生会馆开会，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取消《规则》，并提出了罢学归国以示抗议的建议。11月5日，陈天华在富士见楼向留学生大会宣读了他草拟的《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的驳议》。11月8日，留学生总会(主要成员有陈天华等)宣布在东京和京都实行总罢课。留学生的罢课行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震动了日本列岛。

　　后来，留日学生在罢课和归国问题上产生分歧，由此而分裂成两派，日本报纸乘机冷嘲热讽，陈天华极为忧虑，经过反复思索，最后决定效法春秋战国时“鲁仲连义不帝秦”和屈原投江殉国行动，蹈海一死，以自己的生命来唤醒和激励大家“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12月7日夜，陈天华伏案疾书，写下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万言《绝命书》。他想起父亲自幼年起就对他满怀殷切期望，也想到了陈家三代一脉单传；但他想更多的则是如何唤醒学界，再掀爱国热潮。他激昂地写道：“‘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并决绝地写道：“欲说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州执政柄……”

　　翌日清晨，陈天华一如平日，神色自若，盥洗、阅报、早餐后出门时，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借了两元钱，别人还以为他要付刻印费。陈天华独自乘车来到朝霞映照的东京大森海湾，纵身跳入茫茫无际的大海。他本是弄潮好手，平日又注重身体锻练，现在却要自沉沧海，这需要何等无私忘我的果敢气魄啊！

　　31岁的陈天华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生命。他的英雄业绩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爱国青年前赴后继，为民族解放而斗争。陈天华殉国时，孙中山正在南洋，闻讯后哀悼不已。香港革命志士郑贯公等旋开追悼会于杏花楼，各界临悼者千余人。冯自由作联挽之日：

　　生平得爱友二人，星台殉国，庆午(黄兴字)何之(时已久未得真讯息)？可叹吾党英才，又弱一个；

　　灵爽凭健儿五百，公武(指国公)鸣钟，自由不死，誓覆虏酋政府，实践三民。

　　12年后，东渡日本的周恩来十分仰慕陈天华，曾写下“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壮丽诗篇。

　　浩气长存

　　陈天华蹈海壮烈殉国，在当时曾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出现了“一人宣读(《绝命书》)，听者数百人，皆泣下不能仰”的动人场面。东京、京都、香港、长沙……纷纷为陈天华举行追悼大会，使满清政府惊恐万状。

　　陈天华生前好友姚宏业(湖南益阳人)，在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后返回上海办中国公学，因事业受阻，忧愤至极，也于1906年5月6日投黄浦江而死，年仅25岁。同年5月23日，陈、姚的棺柩运回长沙，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和宁调元领导学生，要求清政府同意公葬于岳麓山，遭到湖南巡抚俞廉三拒绝。5月29日，禹之谟、宁调元领导广大学生不顾清廷禁令，为陈、姚举行公葬仪式，送葬队伍“皆着白色制服”，达万余人之多，“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4号上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并追述此事说“4月1日，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鲜明的旗帜和洁白的旗帜，映着火红的日光，哀歌高唱，接二连三的延长十里以外。”沿途军警呆立路边，不敢按上峰指示加以制止。这实际上是湖南历史上第一次革命大示威。

　　送葬队伍最前面举的是两幅大挽联。一幅是禹之谟所撰并书写：

　　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烈士竟捐生，两棺得赎湖南罪；

　　攘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鞑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

　　一幅为宁调元撰联禹之谟书写：

　　其所生在芳草美人之邦，宁葬清流葬鱼腹；以一死作顽民义士之气，奚问泰山与鸿毛。

　　禹之谟、宁调元先后发表讲演，盛赞陈、姚生平事迹。日本友人宗家小林彦五郎、美国友人吴德施、孟良佐也先后发言，表达对陈、姚的哀悼和敬意。

　　公葬之后，宁调元、陈伯平及众多爱国志士，都赋诗著文，讴歌陈天华烈士。孙中山得知陈天华蹈海殉国，题有“侠骨丹心”以示悼念。

　　宋教仁慨叹“呜呼！使天而不亡我汉族也，则烈士之死，贤其生也，使天而即亡我汉族也，则我四万万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几何哉？呜呼痛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曾专题刊列陈天华的生平简介和《猛回头》、《警世钟》的书影。1993年，新化县文工团创作演出大型戏剧《陈天华》，(获省“优秀剧本奖”)1999年，新化县城南火车站前新开辟大广场，命名为“天华广场”，表达了家乡人民对陈天华的敬仰和怀念。（姜友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