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邓克生：倾家荡产为革命(2)

　　《观察日报》被查封后，邓克生转移到了广西桂林。抗战初期，广西当局和蒋介石有矛盾，所以政治上比较开明，学术气氛也比较浓。在桂林，邓克生创办了西南印刷厂和写读出版社，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原副主任许振东，当时也在桂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此专门与人合作开设了两家书店。许振东在回忆文章里，曾详细讲述了邓克生当时在桂林的活动。

　　“当时国民党特务很多，对爱国进步人士监视很严，尤其是对‘生活’‘新知’‘读书生活社’几家书店去看书买书的青年学生经常监视盯梢，而我们这两家书店不大引人注目，对读者比较安全，更受读者欢迎。克生同志对我们开设书店给予很大鼓励，说这对抗战有实际意义，应该努力办好，还要求我们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就大量翻印毛主席著作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如周恩来等同志的文章，克生同志亲自帮我们选择和提供出版物内容，先后翻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周恩来等同志的讲话，一面门售，一面委托八路军办事处运往抗日前线，免费赠送给前方干部和士兵阅读。但翻印革命书刊究竟是桩蚀本生意，为了维持书店开销，克生同志又帮我们推销油墨，用买卖油墨赚来的钱贴补亏损。”

　　1940年下半年，桂林政治环境转变，一些进步书店被迫先后关闭。邓克生等人也被迫离开桂林。

　　转战经济领域，为革命筹建私营钱庄

　　邓克生一直热心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据许振东回忆，在桂林期间，邓克生不仅常向他介绍国内外时事形势和抗日前线消息，还介绍他阅读《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籍，帮助他提高认识。

　　1941年初，邓克生转移到了上海。这年五月，他到了苏中根据地。到苏中后，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工作上。

　　抗战中，根据地财经战线任务繁重艰巨，为巩固根据地货币的信用、打击敌伪的经济掠夺，邓克生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宣传根据地货币政策。他根据经济学原理，撰写社论，编写宣传提纲，讲述根据地货币的本质。他还亲自开设培训班，写讲课提纲，培养了大批的干部。

　　抗战胜利后，邓克生调任华中银行二分行行长，到了高邮。在此期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从苏北解放区一直到扬州、镇江、上海分别建立一批钱庄，全部以私营面貌出现，一方面搞“外汇业务”（外汇指白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华中银行的通汇点和交通线。这条通汇线，也是为着日后解放、接管上海，进而为解放全国做准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据许振东回忆，时任华中局财委负责人陈国栋和徐雪寒，就是经邓克生介绍，在上海找到了他作为掩护来开辟经济工作。陈国栋和徐雪寒到了上海后，住在许振东家里，先后创办了6家企业，其中就包括与解放区华中银行连成了一条完整通汇线的鼎元钱庄。这些在苏北解放区以及扬州、镇江、上海的钱庄建好后，业务迅速发展，但不久，解放战争爆发，解放区和国统区交通断绝，汇兑业务无法继续经营。不过，后来，这些钱庄和企业在配合战争、筹集资金、购买军用物资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