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毛泽民曾负责中共中央最大秘密印刷机关

　　如果不是建筑两侧白色大理石镶刻的铭牌暴露它显赫的身世，恐怕从这里经过的人很难想到，这座不起眼又陈旧的小楼的复杂经历。在繁华热闹的小白楼商业区，唐山道有种身处闹市的幽静，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道路两旁纷纷建起了现代化的大厦，但这栋灰色小楼却并不显得寒酸和碍眼。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凝望着围在自己身边的晚辈，娓娓地向他们讲着自己那段特殊的岁月。

　　在唐山道一带，这栋小楼很出名，一是因为他曾是地下秘密机关，此外，也是因为它的主人是毛泽民。如今，关于这里，人们传颂最多的是从1929年年初到1931年作为秘密印刷厂的一些事情，但这个地下机关来到天津前和离开天津后的故事也同样惊心动魄。

　　转移天津前： 

　　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

　　在一切秘密机关之中，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因为搞印刷厂必须要有机器，只要机器一动，就会弄出很大的响声，容易引起怀疑。同时，在敌人搜查时，机器和大量的印刷品很难隐藏。因此，地下党的秘密印刷厂，很难在一个厂址存在较长的时间。唐山道的“秘密印刷厂”就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下，在几次转移的过程中，圆满地完成了它的使命。

　　1925年冬天，毛泽民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主持上海书店和印刷厂工作。他化名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负责印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派人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充当印刷厂的工人。在毛泽民到上海之前，党的发行工作一直是由瞿秋白领导下的上海书店负责。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上海书店是中央出版发行部公开的发行机构，但店址较偏僻。为方便读者购书，扩大革命书刊的销售量，毛泽民先后在沪西、沪东、闸北建起了多个分销处，又在培德里建立起一套秘密印刷发行机构，专门负责党中央文件和内部刊物的印刷及发行。1927年11月初，毛泽民在派克路秘密创立了协盛印刷所，这是当时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毛泽民兼任协盛印刷所的负责人。

　　1928年12月，协盛印刷所遭到敌人的破坏，考虑到中央出版发行机关的安全，党中央决定调毛泽民去天津工作。

　　在天津：“华新印刷公司”的潜伏故事

　　1929年初，毛泽民带领印刷厂的部分同志连同印刷机器来到天津。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在英租界广东道福安里4号(现唐山道47号)建立了秘密印刷厂，承印党中央和顺直省委的重要文件。这里前门临街、后门有胡同，四通八达，出入方便。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毛泽民等人对院内外作了巧妙的布置。毛泽民吸取了上海的经验教训，印刷厂设计得更为巧妙秘密。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个布店，用布裹住纸，掩护印刷需要的纸张；一边搞了个家具维修门市，专门监视外来人员。大门口挂“华新印刷公司”的铜招牌，公开营业，名义上承印《马太福音》一类书籍和各种表格，请柬、喜帖、讣闻、发票等业务以作掩护；一楼右厢房设接洽外来业务的柜房。柜房内设办公桌，桌下有暗铃，柜房的同志密切注视着周围的情况，保护着印刷厂和自己人的安全。侧厢房作机房，设印刷机3台。毛泽民化名周韵华，是印刷公司经理，兼管顺直省委的财务，并负责党中央对全国的出版发行工作。当时厂里有21人，都是党团员，大多是从上海来的。党内需印刷的文件，先由地下交通员送到小白楼先农里24号毛泽民住所，经毛泽民审查同意，再送印刷厂，打出清样。由毛的爱人钱希钧分送顺直省委负责同志定稿。

　　事实上，在印刷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在配合着印刷厂，就是法租界的一个古玩店。1928年的9月，柳直荀被中共中央派到天津开展工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开了一个古玩店，作为一个重要的革命据点。这个古玩店开在法国租界巴黎路上(今吉林路与营口道口)。这里毗邻天津最繁华的地区，又位于海河南岸，地理位置优越，闹中取静。他们租用的是一处砖木结构的灰砖平房，是非常普通的临街门面房。这处房是面积不大的里外两间，外间货架子上摆放着一些古玩，还有一个账桌。里间为卧室。店名为“华北商店”，店门外挂着个牌子，上面的外文是“OFFCG”，装成洋行的样子，便于掩护和开展工作。柳直荀做文质彬彬的老板，还有三个地下党员当伙计。这个商店，来的大部分是外国人。

　　实际上这家商店是个秘密联络站，负责同共产国际、党中央的联系，接转党的文件和党的经费。柳直荀主要负责同第三国际的联络。从1928年9月到1929年9月，柳直荀在津共有一年的时间，作为顺直省委秘书长，他参加了筹备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曾与周恩来、刘少奇、陈潭秋等同志在一起研究有关会议的文件。当时中共中央印刷所在津印制的文件多由柳直荀负责定稿，印刷所负责人毛泽民等常到古玩店来，他们以打麻将牌作为掩护研究党的工作。

　　后来，顺直省委委员李德贵和天津工会主席王藻文叛变，致使顺直省委遭受严重破坏，一些领导同志(如薄一波、刘仁)被捕入狱。然而，印刷厂却安然无恙。恰在此时，上海的情况有所松动，中央来电要毛泽民重回上海工作。1931年春，毛泽民和钱希钧在天津港乘上南下的轮船，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