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5位湘籍女红军

    刘英，湖南长沙人。1905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巡视员、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秘书长。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张闻天结婚。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党委书记，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002年8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张闻天和刘英是在莫斯科劳动大学认识的。当时，张闻天是刘英的教员，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马列理论水平深为刘英敬佩。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一次占领了遵义城，刘英在街头游览时遇到张闻天。他盛情邀请刘英到他的住所交谈。聊着聊着，张闻天忽显拘谨，半晌才转弯抹角吞吞吐吐地说：“我们认识很久了，互相都比较了解，有着共同的信念，我希望我们不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   

　　敏感的刘英听出了张闻天的弦外之音。自1929年丈夫牺牲后，她拒绝了不少同志的追求，紧闭情感心扉，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张闻天，她虽敬佩，却从没往恋爱上想。她生硬而直截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张闻天脸红了，结结巴巴地问为什么。刘英解释说：“在长征中恋爱结婚，怀孕生子，对女同志来说，不仅不能工作了，还要带来一场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以至于害了孩子，做母亲的要和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感情上的折磨简直是种酷刑。我下了决心，不到根据地决不结婚。”   

　　张闻天听了刘英的解释，没有吱声，半晌才说：“我尊重你的选择。”   

　　4月，刘英接替邓小平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主要负责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和张闻天的接触更多了，行军中两人常走在一起。师生之情和部属之谊，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的情感之弦慢慢地弹奏在了一起。刘英表面上虽还保持着与张闻天的距离，内心却已然接受了他的爱。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张闻天喜滋滋地对刘英说：“红军有了家了，咱们也该有个家吧”刘英为张闻天执著的爱所感动，幸福地点点头。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两颗相爱多时的心终于在瓦窑堡紧紧地贴在了一起，是年张闻天35岁，刘英30岁。说是结婚，其实只是把两个人的行李合在同一孔窑洞就算完事。   

　　蔡畅，湖南双峰人。1900年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冬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江两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长征中，在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   

　　长征途中充满了艰辛，尤其是夜间行军，人生地不熟暂且不说，由于队伍庞大，遇着上山下山、过桥趟水，便会出现前面部队走不了、后面部队走不动的情况，有时一夜下来十里路都走不到。要是遇上大风大雨，队伍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将士们遍身淋透，又困又饿，只能就地在山顶或山腰露营。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蔡畅始终不忘关心周围的同志。她将组织上派给她的一头骡子让给病号骑，或帮助其他体弱的同志驮东西，自己则跟大伙儿一同步行。有一次，她发现身材娇小的刘英居然打着赤脚行军，惊讶不已，心疼地询问原委，才知道是因为刘英的脚太小，找不到合脚的鞋。  

　　恰好这时，总政治部征收了一批土豪劣绅的资财，蔡畅费了老半天劲，才找到一双小号布鞋。她立刻跑去向主管物资分配的李富春请求说：“你把这双鞋给刘英同志吧！她已经很久没有鞋子穿了，脚板都快走烂了！”李富春望着妻子渴求的眼神，想着身体羸弱的妻子首先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同志时，便爽快地答应了。正好这时刘英安排完工作后跑来看望蔡畅和李富春，蔡畅急忙把鞋藏在身后，要刘英猜猜是什么。还没等刘英讲话，蔡畅就迫不及待地将那双小布鞋亮了出来，兴奋地说道：“这一双肯定合你的脚。”李富春在一旁也说道：“穿上试试嘛！”喜出望外的刘英当即就穿上了布鞋，在地上来回走了几圈，李富春诙谐地说：“看，我们的刘英真漂亮噢，再不是烂脚板啦！”刘英感动地对蔡畅说：“大姐，你真好！”   

　　红军四渡赤水通过贵阳城郊时，蔡畅不顾行军疲劳，带领几位女同志，向战士们高呼口号，激励大家乘胜前进。部队快走完了，蔡畅等人还在那里振臂高呼口号。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走了过来，动情地说道：“蔡大姐，快些走吧，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5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我们要赶紧插过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蔡畅则毫不在乎地回答道：“我们一定跟上，你们放心走吧。”       

　　吴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生。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建国后，在浙江省公检法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吴仲廉从江西出发不久就打摆子（疟疾），一阵热，一阵冷，把身体消耗垮了，经常掉队，但仍背着一个干粮袋、一个文件袋，擎一支火把，慢慢地赶队伍。赶到宿营地，来不及休息，就又坐在油灯下抄抄写写，将纵队司令部发下来的命令、通知、行军路线，抄写多份，送给各个部队。当她将那件水红色毛背心脱下来在火堆上一抖，虱子便扑扑蔌蔌掉进火里。   

　　她担任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既做敌工工作，又做群众工作，是四方面军有名的“大姐”之一。西路军突围时，队伍被打散，吴仲廉从地主碉堡突围出来，抱着孩子骑在牲口上很不方便，她就忍痛把婴儿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只身逃出。她后来跟随一个干部游击队突围，队伍被打垮，她被马步芳部队俘虏，押送到西宁。在中山医院服劳役，她利用各种机会，秘密传送纸条，告诫被俘的同志，注意不要暴露身份，揭露叛徒，保护革命同志。在这里，她恰好碰到罗成训。罗成训曾被我军俘虏，当时，吴仲廉等同志曾对他们晓明大义，耐心教育，并为他们开了释放证明书，发了路费和干粮，对此罗成训非常感激的。当他在被俘红军中发现吴仲廉后，萌发了报恩之志。经多方奔走，把吴仲廉接到自己家里当佣人，掩护下来，伺机送出青海。吴仲廉通过他，还掩护了张秋琴和陶万荣（后名苏风）。后来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将吴仲廉等同志秘密押送到国民党南京“反省院”。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等同志，通过与国民党交涉，到“反省院”会见了吴仲廉等同志。几天后，张、吴、陶三位女红军被保释，不久她们经过西安到达延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经组织审查，作出了没有失节行为的明确结论。   

　　邱一涵，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5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春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央军政学校党总支书记等职。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建国后，任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11月2日在南京病故。终年49岁。   

　　1934年邱一涵和丈夫袁国平一起参加了长征。上有敌机轰炸，前有狙击，后有追兵；爬雪山，过草地；缺衣没食，饥寒交迫；对一个壮实的男子汉来说，都意味着九死一生，更何况邱一涵这样裹过小脚，右手又负伤致残的弱女子！邱一涵跟儿子讲述过许多长征的故事，然而很少谈及她自己。有一次，儿子袁振威傻乎乎地问邱一涵：“同学们说爸爸当大官，妈妈长征肯定骑马。是吗？”她淡淡一笑：“爸爸的马上驮的是伤员，我是拽着马尾巴过的雪山，后来还有人批评我特殊化呢！”邱一涵去世后，唐亮将军提及此事。这时，她儿子才知道，那马背上的伤员正是唐亮上将。邱一涵是斯诺《西行谩记》中提到的长征中的30位巾帼英雄之一，每当儿子问到她，邱一涵总是淡淡一笑说：“我是和大家一起走过来的”。这话听起来波澜不惊，却让儿子从小到老思索回味了整整一生。   

　　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详。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上，与共同参加湘南起义的红军营长周子昆结婚。长征出发时，因怀有身孕，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但她随后又追上部队。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玉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她在护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养时，据说在归队途中失踪，下落不明。   

　　长征中，有无数伟大的红军妈妈，她们大着肚子爬雪山，过草地，她们在枪林弹雨中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在那个医疗相对落后的年代，女性生产就如同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而对于长征中的女性而言，危险系数更是激增。她们缺乏营养，缺乏休息，生下孩子，就要马上和孩子生离死别，来不及复原，就要踏上征途。   

　　曾玉就是这些伟大的红军妈妈中的一员。今天，虽然已很难找出她更具体事迹的记载，但她的故事，就和那些红军妈妈们的故事一样，将感动着我们，直到永远。